“延安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由于它承接了“苏区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还因为它最终形成的文学风貌和运作逻辑参与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建构。它是战时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中，经过反复的磨合，最终形成文艺“工农兵方向”的共同叙事。考察延安文学从发轫到繁荣的过程，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不断影响知识分子创作的力量。起初对作家和文学本体的影响属于个别现象，最后在与知识分子创作的互动中，这种力量不断增强，形成了一种可操作的，对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批评进行规范的稳定体系，这就是延安文学制度。　　 在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话语的说服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言自明的宏大话语，改编和整合了知识分子个人叙事，将自我的昵喃细语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同声传唱之中。在这场浩荡的历史运动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实践参与了制度的建构，并因反抗制度的失败强化了制度结构。　　 话语说服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革命政治话语为核心，建立知识分子话语习得的文化氛围，二是延安时期文本中的话语说服，三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说服。三种手段共同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说服过程。本论文主要是从话语说服角度展开论述，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对文本和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叙述历史的梳理，分析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是如何步步窄化，从“化大众”的知识精英到被批评和被改造的对象；第二章从“政治话语”、“文学话语说服”和“文学批评说服”三方面详细分析话语说服的运作模式，以此来阐发话语和文学制度之间的关系，着重阐明在这场本质化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中，贯穿的是何种运作逻辑；第三章主要分析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说服性话语的关系，并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切入，进一步分析政治话语是如何渗入文学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