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问题一直被学者们争论不休,随着2011年《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该问题再次成为行政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来看,新法在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方面并没有新的突破,仍然是沿用的以往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这种模式不仅造成了理论上的错位,而且与之前设想的价值理论相悖。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理解,而学界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在理解上也存在很大争议,关于该权力的性质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还是二者兼有,学界争论不一。所以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上来看,如何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尤为关键。除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对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产生影响外,同时还要受到行政权的特点、行政执法状况、司法机关的状况、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选择等因素的制约。由于行政权本身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而我国目前的行政执法状况并不理想,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很大弊端,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尤为严重,已经证明由法院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力军已经不能够适用我国现实的需要。为了达到行政强制执行效率与公正的有效统一,解决目前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引发的问题,有必要重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而相对于英美法系的司法本位模式或大陆法系的行政本位模式,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可以适度借鉴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而将行政强制执权回归行政机关,实行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原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执行模式应该说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