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译莎历程上的的两大巨匠，梁实秋和朱生豪长久以来都是研究者们的焦点。然而，在研究二者的译作时，学者们大多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作品来探讨译者的成就，而同样作为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却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李尔王》的译作中，其精细的语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近年来，已经有部分研究开始将二者的译本进行对比，但是，分析多从语言层面、文体差异以及艺术批评方面着手，却鲜有调查二者译本差异的原因。在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及语言选择的深层原因。译者的翻译观点应该是社会及个人、内在和外在、心理及身体等各方面的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990年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和视角，其中，安德鲁.勒费弗尔的操纵论为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受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操纵理论给我们研究梁实秋和朱生豪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个理论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从外在影响力、文化及译者自身的翻译原则方面入手剖析译本间的异同。本文将基于操纵论的框架对梁实秋和朱生豪的《李尔王》译作进行探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1）三因素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影响梁朱的翻译原则和策略；2）这种影响造成的不同是如何在译本的词汇、句子和篇章层面上体现出来。本文将用到描述、分析和对比的方法来探究二位译者的翻译理念与原则，以及其对译者遣词造句的影响。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实秋主要受到了其赞助人胡适和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影响。胡适推崇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学，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的保留与原文一致的韵味，宣扬欧美先进的文化。这些期待全部寄托在唯一一位坚持到翻译完成的译者梁实秋身上。此外，梁实秋的译作还体现出了他美国导师 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和阐释学的影响。相较而言，朱生豪受到的赞助人影响较少，反倒是被同时期的鲁迅所代表的左派文学所激励。鲁迅所提倡的用笔杆子拯救国家的号召，也深刻的影响着朱生豪，并在其译本中体现出强烈的政治目的。　　总体而言，社会和个人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影响了梁朱二人的选词、造句和搭建文本，而赞助人却主要影响着二位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然而，这些影响都是相互作用的，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也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是哪个具体的因素导致了译者的翻译选择。此外，我们无需评价两个译本孰好孰坏， 二者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目的。在此希望此文能对译本研究领域提出一点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