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国家监察委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监督职能为首要职能。不管是从立法者的意图,还是从实践中全面深化我国的监督体系改革的需要,都应该强化监督职能。权力本身不会出现腐败,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才滋生了腐败。对腐败的监察,与“人”和“权”的运作关系密不可分。而监督对象“人”是具有公共权力的人,对其监督不仅应该着眼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定义,而是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属性,是在《监察法》意义上对其进行监督,即对其履职能力、履职行为的全方位监督。“人”“权”不可分,笔者认为,监察委员会的的监督职能,应是融合了“对人监督”与“对事监督”,以“人”“事”“一体化”监督理念为指导,要求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整个履职过程: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公权力行使的结果进行监督。权力的集中、覆盖范围的广泛并不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规范行使在于确保其在行之有效的运行体制下运行。但是现实中,监督职能作为监察权的首要职能往往是被弱化的,一方面是《监察法》对于监督职能的概括性规定使监督职能只能沦为“宣言式”监督,监督职能实现的配套措施均缺乏程序性规定,使监督职能无法事实上进行开展;另一方面,对监督职能范围界定不明,导致监督职能不能明晰与其他公权力的作用边界,使监督职能无法放开手脚施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深化监督要注重“纪法思维,特别是程序意识”,权力介入边界的不明,容易使监督职能陷入插手公权力运行的诟病。另外,监督职能诸多立法上的欠缺,使得监督职能在基层监督方便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强化监督职能,首要问题就是建立和完善监督的配套制度,包括监察委的组织制度、监督的运行程序、监督的实施范围、监督的责任制度等,一方面从程序上确定了监督的行使程序,保证了现代国家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监督职能的行使范围,使权力在制度下运行,防止权力的单方面膨胀,保证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权有效运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全面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