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的利用,能源消耗又会带来环境问题,如何利用政府环境规制手段协调经济、能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而目前研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程度与作用方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如下:(1)使用单一指标法测算环境规制强度:全国、东中西部事中环境规制强度稳定提高,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呈现波动性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偏好较为严格的事前环境规制与事后环境规制,中部地区偏好事中环境规制与事后环境规制,对于污染企业加强监督并施以较为严格的处罚是中部的特色。东部地区除了事中环境规制与全国水平一致,事前与事后规制都低于全国水平。(2)采用单要素法衡量省际工业能源效率:工业能源效率在研究期内一直处于高效增长的态势,近两年开始趋于稳定。东部地区工业能源效率要高于中西部,西部一开始处于最低水平,2010年后超过中部。城市间工业能源效率的差异性比较显著,并且呈现高-高、低-低的聚集方式。(3)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本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Dubin模型,采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的数据,衡量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直接影响,分析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对工业能源效率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导致能源效率先降低后增加,即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环境规制都能通过“倒逼机制”使得工业能源效率呈现“U”型关系;产业结构不论在哪一种环境规制手段下,都对工业能源效率有促进作用;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对市场控制程度、能源消费结构与工业能源效率都存在负相关关系。并非所有类型的环境规制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工业能源效率。事前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间接影响能源效率,而事中与事后环境规制不能通过产业结构间接影响能源效率。结合研究结果对政府下一阶段应如何制定环境规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公众以及企业要共同努力,紧抓事前环境规制,注重防患于未然式的环境保护,提高事中监督,落实事前环境规制的实施;发挥工业能源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性,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缩小东中西部的工业能源效率差异;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