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近代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互动这一视角分析近代中国金融机构所走过的路径，探究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及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金融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发展加快，其间存在着票号、钱庄、典当、银行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每一类金融机构在特定时期以及特定经济领域内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自身的命运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变迁而波荡起伏。本文会依金融机构的类型和每一类金融机构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来划分章节。　　票号起源于汇兑业务，自明清以来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商品流通的加快也必然加速资金流通，在远途资金划拨清算中，用汇兑代替现银运输是大势所趋，而票号建立之后的主要业务就是开展商业汇兑，同时兼营存放款业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通商口岸进一步开放，国内国际贸易有了新的发展，贸易的繁荣使票号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同时票号资本从流通领域渗透到生产领域，很多票号资本家自身也兼营实业。票号一直同清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协助南方省关汇兑京、协饷，还多次帮助清政府渡过财政难关，发挥出了辅助财政的职能，但在经营方针方面过度依赖于同清政府的关系也是票号迅速衰落的原因。　　钱庄在历史上以经营货币兑换业务为主，兼营存放款。自开埠以来口岸城市的钱庄业发展迅猛，成为中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外商的支持是近代中国钱庄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钱庄也是在其所在城镇中对工商业放款最多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及早期的中资银行都通过对钱庄拆款的方式把资金转贷给中国工商业，钱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金融中介职能。然而钱庄始终不注重资本积累，杠杆比率长年居高不下，为自身也为整个金融市场带来隐患。随着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多钱庄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最终被新式银行取代。　　中国的银行业起步较晚，晚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式银行，但银行的建立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保持同步发展，对实业的支持短暂而有限，银行业务很快便转向了政府财政和洋行商号，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没有取得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银行业也相应快速成长起来，军阀政府在银行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总体来看银行同政府财政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疏远，转而与产业界加强联系。南京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扶持银行业的政策，同时开始着手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垄断性金融体系，银行业与政府财政的联系再次加深。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工矿企业和物资迁移到大后方，同时制订了开发建设大西南新工业基地的计划。为了保障战时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建立了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战时金融体制，有效缓解了战争带来的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　　第五章开始讨论近代农村金融机构。农业自古以来即属于“靠天吃饭”的产业，广大城乡劳动者为了维持农业、手工业的再生产和解决生活急需，往往需要以抵押物品的形式贷得资金，典当业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提供此类金融服务的机构，因此在近代农村金融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典当行以经营抵押放贷为主，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它的经营范围还包括接受储蓄存款和寄存财物的信托业务，因经营区域狭窄，典当业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特色。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旧有的生产生活模式被打破，农业生产长年停滞不前，农村的资金被不断抽取到城市当中，造成农村金融枯竭。为复兴农村经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设立农业信用合作社、建立农民银行、农业仓库等，但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农村一直以来都属于小农小户式经营，资金需求零散、缺乏担保，在政府政策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大型金融机构往往会由于服务成本较高或利润较低而难以维持，资金不断逃离农村而涌向城市，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证明了经济增长内生的金融需求引致了金融机构的成长以及新型金融业务的出现，金融的发展水平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但如果脱离了市场基础则金融机构成长必然会面临重重阻力。只有实体经济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水平方能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