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碑刻的研究，必须将其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了解碑刻产生的真实背景，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艺术审美观来附会碑刻文字，或赋予其本没有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碑刻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与风俗习气息息相关。士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持久和最具有统治权的社会阶层之一，其作为社会良知与社会正气的代言人，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皆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教化，而士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恰恰上对统治阶级、下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都是切近而巨大的。所以，社会上的每一种风俗大多都受到士人的思维观念左右，其对碑刻的影响虽不能说是面面俱到，但对汉碑所呈现出的最终面貌终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而言之，就是士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想的主流倾向，这也是选题定向于士人阶层作为代表进行主要研究阶层的原因。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强调“人君受命于天”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便取得了独尊地位，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儒学的这种独尊统治地位不但表现在两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中，同样也体现在士人阶层身上。已经完全浸透了士人思想的儒家学说形成了一种怎样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又如何进一步作用于碑刻的书丹与制作，对于汉碑的研究来说，树碑立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风俗习惯，而是汉代社会思想综合作用下的历史产物。中国碑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之所以至于汉代而达到碑刻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化出了石阙、墓志、石经、以及画像题字等新的石刻形式，汉代碑刻的优秀作品更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最初的原因正是士人笃信儒学的“孝悌”之礼的缘故，而使得碑刻的发展愈演愈烈。当然，士人的儒家思想观念对于碑刻的影响不一而足，在其他的许多方面都是有或多或少影响的，比如说对于碑刻的形制、书丹、甚至于刊石，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形式上来说，汉代儒家思想对于丧葬碑刻、石经、墓志、以及画像题字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尤以对丧葬碑刻、石经、墓志的作用尤为明显。但是碍于篇幅有限，此处以丧葬碑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论证其影响，辅之以石经、墓志作为论述，其余形式的石刻不予详述。另外，根据明清的金石学研究，“碑刻”一词在表面字义上就已经准确地限定了研究的范围，即所谓碑刻，均以石上刻有文字，可供阅读识别者为限。因此我们在行文中将更多地采用“碑刻”一词进行表述。论文分为五章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部分，该部分引入论题，总结学术界已经具备的相关研究成果，阐明本文研究要点与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士人、儒家观念、碑刻形制、碑刻铭文四个大部分展开，总体强调论文的思辨性，所以不是单纯按照碑刻的类别划分开来列举，而是将有关于士人儒家观念的相关影响综合在一个部分进行阐释论证。其中对于汉代士人儒家观念中的忠孝、礼义、谶纬观念分别对于汉碑的数量、种类、形制、内容（即铭文）的影响，均作了论证。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与结论部分，对于研究对象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做简要的说明，即对于汉代思想影响下的汉碑做出总结，作为论文的提升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