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欧的城市化历史,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诺瑟姆曲线体现的城市化阶段变化为研究的切入点,使用经济社会学相关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努力克服传统城市化研究中偏重单纯“人口集聚”、“城市扩建”、“城市发展史”等倾向,尝试从多重视角来分析、解读西欧城市化历史,重点探讨城市化的起源、城市化重要阶段的特征、原因与内在机理、主要政策应对等,以期形成对城市化问题的新见解、新认识,并力求在历史脉络梳理、城市化理论完善、可供我国新型城镇化借鉴的经验挖掘等方面取得创新和突破。西欧城市化起源于11至13世纪“城”与“市”的结合,“城”与“市”逐步联结、融合,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城市”。“城市”可看作是一种作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社会组织体系,城市化是城市的规模和功能相对市场交易成本变化而调整、改变的过程。近代,以区位优势和交通成本来度量的交易成本的变化,使英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市场的中心;以制度成本来度量的交易成本的变化,使英国形成了当时相比较西欧其他各国较为完备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市民社会特征,这两者为工业化和加速城市化等大变革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从18世纪中期开始,以英国为先,西欧各国陆续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西欧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地区。本文使用了企业组织、企业家群体作用等新的分析方法,对工业化作用于城市化的微观机理进行论述,认为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工业城市的兴起使城市有了“生产”的功能,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成为城市化的必备要件。这一阶段宏观表现为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但微观基础在于企业组织形态发展和企业成长带来的经济效率和就业吸收率的增长。期间,西欧各地城市化速度、模式等差异,可以在社会文化对企业、企业家精英态度的不同和企业发展差异中得到解释。由此得出结论:企业是城市化的微观基础力量,城市化中必须高度重视产业发展和企业实力壮大。“逆城市化”研究是当代城市化研究中的短缺环节。二战后,西欧是除美国以外最早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地区,各地陆续出现城市核心区人口减少的“反转”倾向;到20世纪60年代,多数国家的大城市都出现了“郊区化”倾向;而到了70年代,“逆城市化”成为普遍的现象;到了90年代,随着“逆城市化”扩展到偏远农村,西欧形成了“农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格局。本文对西欧的“逆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向城市核心区以外包括乡村地区的扩散,是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的反映。此后,西欧城市化开始呈现出城乡一体化与区域发展多样性等特征,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日渐模糊。“逆城市化”的经济社会涵义在于:功能城区扩展、以乡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设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乡村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完善等城乡“等值化”建设,这是推动“逆城市化”特别是“农村城市化”的基础路径。学术界对西欧城市化历史的研究,较少从制度、政策层面入手来作深度分析。本文认为城市化的深层次内涵是“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主要是通过制度、政策的实施和调整,确立并保障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合法权益,故使用了“政策（制度）变量”,来考量西欧城市化不同阶段实施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总体上看,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政策是城市化的政策重点。工业城市化早期,政策重点体现在土地、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产权革命”上;工业城市化中后期,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政策是重点;“逆城市化”阶段,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产业转型和社会融合政策上;城乡一体化期间,政策重点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政策上。从历史上看,“城市”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追求,城市化不仅是群众各种需要升级演化的结果,更是群众各种需求得以满足和实现的手段。因此,主要经济社会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城市社会”臻级演进的历史轨迹,从中构勒出“人的城市化”的进程。通过对西欧城市化不同阶段经济社会涵义的分析和相应阶段制度、政策变迁的研究,并简要、认真分析我国城市化的历史、存在的问题、中西城市化差异,本文形成了西欧城市化历史经验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与借鉴,从而助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