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苑长春》曾于1939年获得普利策奖,由于好评不断,该小说在几年后被美国导演克莱伦斯.布朗改拍成彩色电影,并于1947年获得奧斯卡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演员奖等。不仅如此,该书还被中国许多翻译家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中,张爱玲女士和李俍民先生的译作尤为突出,因此,作者尝试对两位译者的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将原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视“忠实”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对偏离原文的译文进行批判和讨伐,而对其偏离的原因却鲜有提及。但随着翻译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和人们认识的逐步提高,人们开始重视翻译活动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也开始了从语言学向文化学的转变,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或多或少的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种种制约,操纵理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本论文从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操纵理论出发,对美国女作家玛.金罗琳斯的《鹿苑长春》的两个汉译本,即张爱玲和李俍民的翻译,进行了对比研究。操纵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从意识形态出发,由于两个译本的时间跨度不大,因此其意识形态背景相差不太大,此时影响两个译本的因素主要是两个译者各自的翻译风格。其次,从当时的主流诗学来探讨影响译者翻译的主要因素,本部分主要将文本分成三个层次,即词的层面、句的层面和篇的层面来分析译者翻译的特点。最后从赞助人的角度对比分析两个译本。由于赞助人的操纵,张爱玲的译本主要以归化为主要翻译策略,而李俍民的译本则以异化为主要翻译策略来满足各自的赞助人的要求。通过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诗学观和赞助人等对翻译的影响,不仅能够看出操纵理论视角下三个因素对译者翻译的影响及意义,也为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