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跨文化角度探讨了中英两国文化间在投资风险偏好上的系统性差异,以及造成此差异的深层原因。此外,本文亦考察了性别,专业背景,投资金额及信息传达方式对个人风险偏好的影响。通过情景模拟的问卷调查形式,作者发现,中国样本总体上较英国样本风险偏好更大,风险承受能力更高。同时,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性别、文理科专业取向对风险偏好不构成直接联系,而投资本金的大小以及不同的信息传达方式(抽象或具体)则表现出了与风险偏好程度的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联性。针对风险偏好程度的文化差异,作者取材深层文化架构,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集体主义社会的软垫效应。根据软垫效应,作为有着明显集体主义倾向的文化群体,中国人能够极为容易的从内圈成员中求得经济援助,所以,即使因投资失败招致财务风险,中国人的个人风险认知会因为对这样一个无形的共同保护机制的预期而大大降低,所以,中国人对高风险投资品的选择并不是来自于自身对风险的追逐,而是由于其认知到的风险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软垫缓冲效应仅限于经济决策中。对于集体主义者来说,社会风险是第一位的,而个人主义则将财务风险放在首位。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英国人,如同其它主流西方社会,相信人能够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中国人则采纳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态度。迥异的价值观取向也使得中英两国文化群体成员对客体的控制欲全然不同。为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英国人会努力寻找随机事件的活动规律并对风险进行缜密管理;而中国人,虽不同于有些文化那样听任于自然,却比西方群体更能接受自然的变数,等待趋势显现或事态进一步明朗方才有所判断,这种灵活性使得中国人更加愿意接受不确定性,即风险。第三,命运操控。宿命倾向奠定了中国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消极基调,而这种消极态度会使得人们怀疑理性判断的有效性,而更多的凭借直觉和带有神秘主义的感悟去判断以及决策。同时,命运在中国人眼里又是可以被预知和改变的。这种似非而是的信念使得中国人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更多的是在验证个人“运气”,因此,这类非理性因素很有可能使这个群体总体风险偏好升级。第四,中国人的博彩习性。中国赌博活动历史久远,至今仍是甚为流行的大众消闲方式。赌博文化使中国人更加惯常于高风险活动。因此,这种惯常性使得中国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越来越高,以至区别于其它国度。另外,作者就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研究的方向进行了一定的展开,尤其指出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入文化量表以检验风险偏好与文化维度,价值取向,社会公设以及风土习俗等的假设关联。最后,本文对个人风险偏好这一课题之现实意义做了一定的描述,包括风险揭示的重要性以及数量化概率理论教育普及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