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起,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幅度,均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忽视了消费总量的提升和消费水平的跃迁,消费占GDP的比重几乎保持着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幅度更是引人注目。2008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开始大幅下降,于此同时,长期高额投资引发的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问题也逐渐显现。转变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国家出台了推行利息税、主动下调利率以及鼓励消费信贷等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和措施,然而,居民消费疲软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缓解。如何破解中国低消费的困境成为国内经济研究的热点和政策关注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种,由于中国消费率下降是与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发展相伴而生,因此,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上。如收入过快增长、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改革带来不确定性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消费金融市场不完善等。然而,尽管近些年这些因素都发生了较大改善,居民消费状况仍不容乐观。因此,不得不寻求影响居民消费的其他原因,作者注意到,在中国消费率下降的期间,不容忽略的另一个事实是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1975年之前,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比例占40%以上,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且人口出生率保持在较高水平。1980年左右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下降,少儿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到40%以下,随之而来的是劳动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显现,为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相比于欧美等国的人口发展历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速度过快,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经过20多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从年轻型经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随着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已经成为当前人口结构变动的主要趋势,并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既有经典理论中熟知的渠道,又表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用机制。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否构成了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人口年龄结构是如何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产生作用的?当前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又有哪些影响?本文在梳理人口年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文献及理论,把握我国居民消费、人口年龄结构历史变动与现状的基础上。从宏微观两个视角、从消费和储蓄正反两个方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理论方面,第一,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嵌入代际间财富转移与遗赠动机这两个因素,构造了一个适用于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框架;第二,从家庭层面,将子女和老人的消费按弹性分为自主消费与引致消费,分析家庭在“尊老”与“爱幼”消费的差异性,并从需求差异和家庭选择的优先顺序两个角度考察该差异的来源;第三,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加入到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从“缺乏耐心”和“谨慎”两种动机出发,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影响;实证方面,本文多角度、分层次地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数据方面,本文使用了省际面板统计数据和具有丰富信息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计量方法方面,本文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广义矩估计(GMM)、分位数回归、分组回归等多种方法。全文共分八个章阶:第1章为绪论部分;第2章为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第3章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的历史变动与现状;第4章实证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第5章分析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性及来源;第6章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第7章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第8章为全文的结论与政策涵义。纵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与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不完全相符,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与生命周期理论一致为正向作用,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构成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下降的重要原因。与生命周期理论相左,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因此,近些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不仅没有拉升居民消费率,反而构成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又一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家庭观念强,受到财富代际转移和遗赠动机的影响,老年人不会全部消费自己的财富,而是将部分财富遗留给后代,因此老年消费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第二,从家庭层面讲,“尊老”与“爱幼”消费存在差异性。在家庭支出受限时,家庭通常会选择将资源优先于子女消费,老人消费受到抑制。因此,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时,“爱幼”消费明显高于“尊老”消费。因为,子女是家庭的未来,子女消费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兼具投资性质,家庭会优先将资源用于子女消费,牺牲老人的消费,表现出尊老爱幼的不平等。当收入水平较高时,家庭能做到“尊老”与“爱幼”消费的兼顾,甚至“尊老”消费多于“爱幼”消费。并且,家庭“尊老”消费意愿普遍存在,无论是高收入组家庭,还是东部发达地区家庭,亦或者是城市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都较为平等,只是当家庭收入或其他限制条件存在时,才会表现出重视子女消费而轻视老人消费的不平等现象。第三,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通过影响家庭“缺乏耐心”和“谨慎动机”,对家庭财富积累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子女数量对家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谨慎动机”,对家庭财富积累为负向效应。老人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与子女相反,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原因是子女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关系。而在当前社会保障仍需继续完善的情况下,老人数量增加意味着未来支出不确定性增加,因此老人数量与储蓄是相关关系,所以,“未富先老”的经济社会特征也是当前老年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研究还显示,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的效应,而只有达到一定富裕程度的家庭,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且随着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越来越强。结合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要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相结合。一方面避免少儿人口下降引起教育等消费下滑产生的资源浪费,逐渐将过剩的资源从少儿产业中缓慢抽离;另一方面要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大公共财政向老年部门的投资倾斜,培育健康活力的老年产业和老年市场,保障老年人晚年幸福的同时,充分挖掘老年消费潜力,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在应对和解决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既不能抱残守缺停滞不前,也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脱离中国经济现实,应将西方先进的社会养老体制和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相结合,二者相互补充。这样既能够充分保障老年人口的晚年幸福,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又能解决养老后顾之忧,释放养老储蓄,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形成养老有保障、经济有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倡导正确的尊老爱幼消费观。结合社会现象可以发现,收入低的家庭往往更加渴望下一代的成功,因此会将太多的资源用于子女消费,既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又可能造成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影响子女的发展,适当重视家庭中老人的消费,既可避免以上问题,而且可以显著改善老人的境况,让为社会和家庭做出贡献的老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推动“银发产业”的发展。老年人作为已经对社会和家庭做出贡献的人群,应受到更多的重视,而现实中“尊老”与“爱幼”仍存在差距,因此不仅应该从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上鼓励和确保对老年人的优待,更应该扶持发展“银发产业”,丰富和发展老年消费市场,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这样不仅有利于真正的社会公平,而且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形势下,能够充分释放老年人消费潜力,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