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追求联邦主义体制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继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对于国家制度转型而进行的又一次努力。如果说戊戌维新所追求的制度是以明治日本为模型的君主立宪政体,那么联省自治的目标则是要建立以美国等国为参照的联邦共和政体。自清末以来,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纷扰,联邦主义作为一种地方分权思想开始逐步被引介到国内,并在与集权专制思想斗争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由于与专制独裁发生联系,而使中央集权成为罪恶的代名词,失去了推动国家政治统一和现代化国家构建功能,使利用地方分权模式进行国家政治整合的联邦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后袁世凯时期,当战争与和谈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时,急需要寻找新的国家统一和建构的合法性来源,受国外民族自决意识和国内联邦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联邦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最终催生了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的内涵有三个层次,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和组织联邦政府。一方面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行组织省政府,各省实行自治；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部联省宪法,成立联邦国,借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以自治省的联合形式构建国家结构,以省自治作为推进民主政治的实施途径,最终实现国家由帝国而至宪政的民主转型。联省自治运动的发生,与以地方主义为主要形态的省区主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具有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省区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目标的相异,它又不断地削弱联邦主义的宪政色彩,并使联省自治运动与军阀割据相纠缠,从而影响了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联省自治运动是自下而上地构建国家统一模式,省区自治和省宪法成为其基础性环节。省宪运动和联省会议的轰轰烈烈地开展,推动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宪政民主意识的启蒙,形成了联省自治的重要实践。从各地颁布的省宪法和上海国是会议宪草来看,都体现了制约军阀专制和弘扬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实质,出现了宪政制度的显著创新,并显示出走向联邦国的宪法趋势。但是省宪运动始终为军阀所控制,它导致联省自治运动出现发展的困境,引发中央集权主义者的严厉批评。联邦论者认为省级自治是实现国家独立的第一步,而国民党则坚持民族统一是实现省级自治的先决条件。陈炯明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实现了中国政治发展从英美模式向苏俄模式的典范转移。相比于美国的联邦制建设历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这次民主转型却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两国的联邦制建设路径和政治传统的迥异,使中国的联邦主义发生语境错乱和语义倒置。美国先邦后国的历史实际和地方自治的传统,决定着联邦制的双向分权成为宪法的必然要求,联邦制的建立回应了美国发展所需要的国家能力和人民民主两个问题,并使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而政治统一和单一制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范式,联邦分权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直找不到合法的位置。联省自治的联邦制建设路径,不能不以打乱中国的政治秩序为代价,在地方自治传统和民主力量匮缺的环境下,省区自治并不表现为地方自治的必然要求,反而演化为地方军阀对抗中央政府的工具,使联邦制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联邦主义无法回应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提高国家能力的现实问题,最终也无法实现宪政在中国的落实和国家的民主转型。虽然联省自治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一次民主转型的努力,它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参与,丰富了地方制宪的经验和确立了民权的宪法性保障地位。联邦主义虽因与中国国情相抵牾而失败,但它也留下了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并推进地方自治以实现国家民主建设的世纪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