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颁布了《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对执行和解制度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下,重新讨论民事诉讼中执行和解制度的种种问题便十分有必要。目前,执行和解程序缺少分类,应当分为一般执行和解程序与特殊执行和解程序两种,对于不同的程序应当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此外,执行和解制度的救济制度尚不完善,对债务人缺少救济,应当在执行和解制度中建立债务人异议执行制度。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为执行和解的概述。阐明执行和解程序中的两种主要学说,诉讼行为说与私法行为说,两种不同的学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即执行和解中的可诉性与可执行性。此外还有第三种学说新债清偿说,该说能够较好的弥补私法行为说与诉讼行为说的不足,解释执行和解制度中既判力冲突与债权冲突问题。此外,执行和解应当借鉴最高人民法院提议草案的分类,应分为一般与特殊执行和解程序。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执行和解制度的主要问题以及成因。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缺少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存在既判力基准时的冲突与前后债权冲突,调解情况过多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执行法中尚未明确实体法上的救济与程序法上的救济,将其混同,导致救济措施不到位,司法资源被浪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约束,因此我国的民事执行和解程序存在重构与再造的必要。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执行和解制度的域外考察。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执行和解程序研究的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执行和解程序的上位概念—和解协议来进行比较借鉴。在大陆法系国家,一定程度上普通的债权文书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合意之后,可以取得执行名义,这为特殊执行和解程序中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提供了借鉴。在债务人异议之诉部分,经比较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均建立有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这些均为我国执行和解程序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本文的第四部分主要是关于执行和解制度改革的具体思路,主要有二,一是关于如何构建我国的执行和解程序,应当承认特殊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可执行性,不得赋予可诉性,在特殊执行和解程序中不得申请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二是,构建民事诉讼中执行和解程序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其目的主要在于完善对债务人的救济,另一方面也是平衡特殊执行和解程序的可执行性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