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释义学是整体性的哲学,探究其伦理学实际上就是探究释义学的伦理学或者伦理学的释义学意义。也就必然涉及到伦理学与释义学的关系问题。对他来说,伦理学实际上是他存在论释义学结构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探究实际上也就同时是探究释义学的结构问题。伽达默尔以语言为主线实现了释义学转向存在论释义学,对释义学结构的探究在本文中就表现为对伽达默尔释义学的形而上学机制的探究。这样,我们可以把伽达默尔与对其影响深远的老师海德格尔的思想区别开来,而突出伽达默尔哲学的创造性。文章首先从伽达默尔释义学的角度分析其对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的一般性考察。我们把这些考察概括为哲学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对立、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对立、伦理之知与伦理之行的对立以及反思与ethos的对立,并最终表现为真理与方法的对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得我们能够摆脱各种关于伦理学的规定,从而可以直接面对原初的伦理学或ethos。这就为探究释义学的伦理学提供了基础即存在论释义学的伦理学或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释义学的伦理学提供了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域。谈到原初伦理学,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伽达默尔在研究苏格拉底的两个哲学命题即“认识你自己”和“美德即知识”中,发现柏拉图完成了把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向逻各斯哲学的过程,而亚里士多德延续了他们的过程确立了逻各斯与伦理学(ethos)的共存。这样,原初的伦理学实际上就是自识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实现只有在逻各斯(言说)中实现。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条线索延伸到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理性、绝对的环节实际上就是希腊人的逻各斯-努斯(logos-nous)哲学结构的延伸。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即nous,柏拉图《菲莱布篇》中原因或理由即为nous。这样,伽达默尔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机制就具有了初步的形式即logos-nous-ethos的哲学,而这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机制的判定即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在内容上已经明显不同。当然,也正是黑格尔逻各斯的逻辑学引起了伽达默尔的质疑。逻各斯之为语言即言说是自然语言,而不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概念体系或抽象语言。黑格尔的抽象语言辩证法也就成为伽达默尔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语言成为伽达默尔存在论释义学的主导问题就得以理解。语言的内在结构在释义学中成为意义与语词的结构即逻各斯与努斯的结构,辩证法在释义学中则成为问答逻辑辩证法,ethos或生存(Existenz)在伽达默尔的释义学中成为海德格尔的事实性释义学之“事实”以及现象学之“面向事实本身”之事实,释义学形而上学机制也就具有了初步的logos-nous-ethos形式,我们这里只能先称之为形式上的、逻辑上的形而上学机制。要在实质意义或本质意义上解决伽达默尔形而上学机制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存在论之存在本身的意义、ethos之本质及其目标善的问题、对话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等等问题。文章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和善的批判着手,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在于善自身与实践之善的关系。伽达默尔对他们的哲学进行意向性分析,最终认为在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上两者是一致的即形而上学始终需要在实践哲学中得以实现。伽达默尔是通过柏拉图的最高学说辩证法化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根本性批判即善的理念无实践性。对柏拉图哲学的解读也成为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根本性分歧。伽达默尔对柏拉图《菲莱布篇》的现象学分析则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法就是伦理学以及存在与善之基础结构的内在统一性。由此,ethos就不仅仅在形式上与逻各斯共存,ethos更进一步成为存在的生成论根源即自我的行为举止。ethos在实质意义上就是原初的伦理学,而辩证法之所以是伦理学则在于它与把握ethos的phronesis具有相同的能力,辩证法的学说也就是ethos的学说。存在的显现和善的创造只有在ethos之运动中才得以实现。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形而上学机制即logos-nous-ethos最终成为统一体。这种统一结构实际上就是光的形而上学与善的形而上学的结合,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中就表现为语言与伦理学的统一结构。伦理学的释义学意义由此得以彰显。伽达默尔提出的释义学是实践哲学也就有了基础,释义学就是事实性释义学或ethos这种事实释义学,它是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的结合。实践理性把释义学与传统实践哲学的结构模式联系起来,但是也与传统实践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康德的形式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结合是伽达默尔的必然选择。这种结合的释义学的实践哲学在伽达默尔看来是精神科学的基本模式。当然,释义学的实践哲学也必然需要面临当今世界的ethos现象。伽达默尔由此对当今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当今的实践是自我异化的实践,唯有恢复希腊人所重视的友谊方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共在,即在以友谊为基础的团结中活动。最后,作为中国学人,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的ethos现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这里并不是提出一种恰当的“中国模式”,而是期望中国哲学的实践模式能够得以恢复。友谊政治哲学的提出还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