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出现代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制造业逐步衰退下的经济“危机”格局,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滞缓、产业领域的失衡、失业率的走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从学术界来看,“产业空洞化”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领域,“制造业崛起”、“再工业化”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文从国际和国内“再工业化”、“重返制造业”的大背景出发,以“企业再地方化”为理论基础,以“浙商回归”工程为研究对象,建立浙商回归与企业再地方化的联系,探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浙江省“浙商回归”政策引导下,浙商回归企业的回归路径、机理以及“浙商回归”工程对浙江省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首先,本文从时空格局上对浙江省浙商回归工程进行横纵探究。时间上,分析从浙商“走出去”到浙商回归的历史演变,总结归纳出浙商回归从“增量”(2012-2016年)到“提质”(2017年至今)的两个发展阶段;空间上,以275个浙商回归重大项目为研究对象,优选出符合“企业再地方化”特征的109家浙商回归百大企业,探究浙商回归项目来源地点和项目落地点的空间分布及转移路径,创造性提出了“三大浙商回归模式”:乡情牵引下的“原地”式回归、大城市引力下的“杭宁温”式回归以及特殊资源优势吸引下的“异乡”式回归,并且对浙商回归项目地区分布差异进行了探究。其次,在浙商回归缘起OLE范式的基础上,调研企业及地方政府,提出浙商回归的三大动力机制: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在外浙商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与认同、产业环境和特色平台的吸引等,以南浔区电梯企业回归的动力机制为案例进行分析。最后,从对浙江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地区生产网络建设等三个方面,利用虚拟回归的数学方法和企业实证的分析方法,对浙商回归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得出浙商回归工程对浙江省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网络构建具有正向效应,同时也对省内不同地区浙商回归影响力大小差异、浙商回归后续动力等问题提出思考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