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不可能独自认识自身。以认识我们所属的或者曾经所属的群体为起点，或许会有助于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经历着极大的剧痛与极大的转型。在这样的转型期中，“民”这个群体也经历着历史给予他的深刻转变。作为中华民国的构造者的孙中山以政治家的胸怀包纳着“民”这个群体的想象，民族主义成为他凝聚起民众力量的重要理论资源。梁启超则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当时得风气之先的文人，以“群”为起点，以“新民”为旨归，完成了他从臣民到国民的国民观建构，并将“民”想象由政治伦理领域转移到文学话语领域，开启了“民”想象向大众想象的现代转型。本文将二者对“民”这个群体的想象统称为“想象的共同体”。　　反观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的“民”想象，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女性想象在其中是缺失的。思想界与理论界所缺乏的女性想象，在中国近代的小说创作与女性报刊中却颇为活跃。因而，女性想象的文学书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论层面上女性想象的不足。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简要梳理中国近代“民”想象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主要论述在西方这一“他者”的介入下，中国的天下观念被国家观念所取代，以及社会结构中，士阶层向知识分子的转变中，“民”的想象这一问题是如何被聚焦的。第二章的内容重在梳理孙中山的“民”想象，意在揭示四民社会解体的境况下，孙中山如何运用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将“民”这一群体重新聚合起来。第三章则着重梳理梁启超的“民”想象，并试图揭示在梁启超在将“民”想象由政治伦理视域下转移到文学话语领域的过程中如何开启了由“民”想象向大众想象的现代转型。第四章的内容则是第二、三章内容的补充，其论述是基于“中国近代的‘民’想象是否是一个大写的‘他’”这一疑问，展现出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女性想象书写与报刊杂志中的女性想象，并通过二者的对照提出关于“民”想象中女性想象缺失的问题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