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金代纸币交钞是金代货币研究中最具特点的内容之一。在研究金代的货币制度中，金代纸币交钞不仅涉及了金代货币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对金代社会经济以至政局的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中国其他封建朝代货币制度相比，金代交钞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交钞的发行使用早于金属货币铜钱。按照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金属铸币总是早于纸币的发行使用，但是，由于金代交钞的发行使用早于金属货币铜钱使得金代的货币制度具有了与其他封建朝代相比明显不同的特点，。其次，金代交钞的恶性通货膨胀。在金代交钞的恶性通货膨胀中，物价已涨至六千万倍以上。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货币通货膨胀的顶峰。金代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仅反映了金代货币制度在制定过程中的错误与实施过程中的混乱，而且最终其导致了金政府的加速灭亡。纸币交钞的研究不仅是金代货币制度研究中最大的特点，也是在研究整个中国封建货币制度中，金代货币制度与其他朝代相比所具有的最鲜明特点。本文主要分为两大部份：（一）金代纸币交钞的发行使用早于金属货币的主观与客观原因的分析。（二）金代恶性通货膨胀的分析。在对金代纸币交钞的发行使用早于金属货币的分析中，本文试着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信号传递引导原则”来解释金代货币所就有的这一鲜明特点；从主观与客观原因两个方面来全面论述该货币现象。尤其是在其主观原因分析中，引入经济学“信号传递引导原则”对其进行分析论证，是前人在研究金代金代纸币交钞的发行使用早于金属货币中所忽略的。在对金代恶性通货膨胀的论证过程中，本文从金代前期钱荒的性质着手，创新性的提出金代的钱荒仅仅是指流通中金属货币<WP=35>的匮乏，并不是流通中整个货币量的匮乏。金代的钱荒现象(指交钞发行后的钱荒现象)不能证明在这个时期不存在通货膨胀，金代的通货膨胀产生与所谓的“钱荒”现象之间没有相互矛盾的对立关系。从而进一步得出在金代前期钱荒中，金代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同时也创新性的提出七年厘革的废除在一定意义上说，仅仅是金代实施的一种超经济的措施。如果对金代货币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进行简单的好与坏的评价，那么七年厘革的废除无疑是评价金代货币制度相对而言由好到坏的分水岭这一观点。在分析金代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经济学知识与考古资料对金代交钞进行缜密的分析，结合史料记载与运用经济数量分析的方法描述金代通货膨胀的产生以及其规模，据此对金代通货膨胀的性质以及本质原因进行论证。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适应商品经济的货币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互作用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前进。金代的商品经济由原先的苦于货币的供给不足而发展缓慢，变成了由于货币供给过多，产生商品交换排斥货币本身的现象。货币本身具有的促使商品流通和经济商品化的功能，在此时却变成阻滞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把已经具有的商品经济成份逆转成为自然经济。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史，商品经济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甚至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也得不到较快的发展，原因盖亦于此。货币的运行规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意志总是永远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封建社会货币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也同样无法逾越这种屏障。以至于到近代社会仍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顽疾，“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经济发展现象正是它的本质表现。总之，金代的纸币交钞与中国其他封建王朝货币相比，发行使用早于金属铸币与其恶性的通货膨胀是其显著的特点。纸币交钞发行使用早于金属铸币，<WP=36>客观上，由于纸币具有制造成本低的特点，金代铸造铜钱的原材料铜少和金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主观上，由于金政府采取信号传递引导原则而模仿北宋“交子”的发行使用。金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过盛的财政需求、无节制的信用泛滥以及错误的货币措施共同导致的财政型通货膨胀。整个通胀过程呈现出财政需求的增加、市场供给的停滞、政府信用的丧失和货币的大幅贬值与物价飞涨。金代纸币交钞的发行使用早于金属货币与金代纸币交钞的恶性通货膨胀是金代货币制度与中国其他封建朝代货币制度相比所具有的特点。但是，金代货币制度中还具有其他独特的特点，如：在中国货币发展史的研究中，白银以铸币形式的产生最早也出现在金代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也在此提出，以供研究者思索。货币史学的研究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货币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在金代货币研究中，交钞与金属货币的共同流通使用使得金代的货币制度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同时，金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金政府在货币制度上呈现出反复性，主要表现在政府财力的厚薄与交钞发行数量的多寡上的负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