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的文学理论和艺术作品代表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水平。现代性革命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必然选择,也是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蒋光慈小说中的现代性革命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现代性即先锋性,体现在对现代都市以及新事物的描写上；第二,对现代革命的浪漫想象以及对未来革命的幻想；第三,现代性革命叙事与恋爱紧密相连；第四,展现都市的颓废与彷徨。本文以蒋光慈小说中的现代性革命叙事为出发点,从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载体三个部分对其进行具体的阐释。蒋光慈小说中的叙事主体都具有双重身份——男性和青年知识分子。男性是革命生活的主体,男性主体身份的确立是以女性的附属身份得以体现的：第一,女性本身没有事业或者甘心为男性放弃事业,专心做男性的贤内助；第二,女性的死亡,男性为了复仇走向革命；第三,男性是迷茫女性的精神导师,引导她们走出精神的困惑。青年知识分子是蒋光慈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群体,也是其小说叙事者的主要身份特征。对这一群体的描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5年到“四·一二”政变之前,蒋光慈对知识青年的描写具有模式化的特点,统一将其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而绝少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进行刻画；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野祭》的发表,一直到1929年,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更加多样化、生活化；第三阶段是1929年之后到蒋光慈去世之前,不再是对人物革命活动的叙述报告,而是将写作的重点转移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更加淋漓尽致。蒋光慈作品中的叙事客体主要可以归纳为女性和侠义情结两部分。女性形象在蒋光慈的作品中是作为客体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女性身体在作品中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女性身体作为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体现了个人与革命,主观意志与历史意志的统一；其次,借助女性身体完成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想象；最后,女性身体是男性英雄实现革命理念的载体。侠义情结伴随着蒋光慈的一生,自小受到中国传统侠义情结、英雄情结影响的他,将这一情结转化为无意识,并在其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得到深刻的体现：首先,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追求“力”的张扬；其次,蒋光慈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塑造的革命者的人格理想应该是革命与侠义相结合；第三是蒋光慈特别强调创作主体的情绪力量,认为情绪说应该根植于无产阶级文化理论中。革命的宏大叙事和“革命+恋爱”模式是蒋光慈小说的主要叙事载体。蒋光慈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革命宏大叙事的先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断寻找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预示着现代革命的走向问题；其次,体现了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过程；最后,体现了压迫与反抗的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模式,这也是现代革命开始的标志。“革命+恋爱”是指在作品的革命叙事中加上恋爱情节,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革命叙述开创了文学史上新的一页,它对革命语义的扩充与重新阐释为二十世纪的革命斗争注入了新的血液；其次,拓展了文学表现的空间,将个性解放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第一次大规模的将笔触转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农群众形象上。蒋光慈的“革命+恋爱”与其他作家不同：首先,十分重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表现,并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展现革命话语；其次,在革命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之间,革命话语具有主导作用；最后,蒋光慈通常将主人公的焦虑与彷徨压制在作品深处,表现给读者的则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革命精神。蒋光慈作为倡导并实践革命文学第一人,开创了文学史上经典的“革命+恋爱”模式,并以其作品的独特魅力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他这一系列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因而,在当下重新解读蒋光慈,我们应当抛弃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作品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更多的关注其在社会历史转型期为文学领域做出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