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社会安定繁荣的前提，青少年儿童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儿童在幼年遭受过虐待在其未来的成长中很可能留下难以修复的阴影，影响非常深远且严重，因而对于虐待行为的研究与预防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新侵害行为的出现，虐待罪已经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基于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在虐待罪的认定上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其中三个方面就虐待罪的认定进行讨论，并简要阐述对于虐待罪立法方面的建议。本文研究的三个方面分别为虐待罪行为方式问题，即“忽视型虐待”能否独立作为虐待罪的行为方式；虐待罪的对象范围问题以及虐待罪的行为结果问题，即虐待致死和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一般认为，虐待罪主要以打骂、冻饿、限制自由等积极形态作为行为方式，不包括纯粹的不作为方式。但精神上的忽视，对家庭成员漠不关心在现代生活中不乏存在，其造成的后果并不亚于积极虐待行为，因而从此类“忽视型虐待”危害程度及行为表现来看，可以独立作为虐待罪的行为方式之一。虐待罪的犯罪对象一般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那么对于非法收买的被拐卖儿童和未办理手续而收养的弃婴此类在事实上存在着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属性，虽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但基于对家庭成员关系的解释及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应认定其具有家庭成员属性，可成为虐待罪的犯罪对象。虐待致死作为虐待罪的一种加重结果，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间的故意杀人具有一定的联系和重合点，有必要在具体的案件中对其进行区分和判断，以达到精准定罪的目的。本文主要是从犯罪对象和犯罪环境两方面对二者的区别进行论述。在虐待罪立法的完善方面，本文论述了两点：鉴于近期曝光的一系列侵害事实的发生，本文提出应扩大虐待罪的对象范围，将其范围拓展到具有类似家庭成员间的监护关系，具有紧密权利义务关系的被虐待行为侵害的对象。针对“告诉才处理”问题，由于部分被害人在自己无法维护权益，又没有近亲属替其进行告诉的情况下，应适当放宽“告诉才处理”中的告诉主体范围，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