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长足发展,成就举世共睹。然而,农村环境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污水排放和垃圾收集处理系统不健全甚至没有基本排污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生活排污所造成的非点源污染日趋突出。如何有效解决我国农村非点源污染问题,既是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需要。有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农业非点源污染,而对于生活污水、垃圾等产生的非点源污染的专项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也较为薄弱。本文在系统综述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出发,从数理经济学的角度,理论上分析了纳什均衡条件下的总供给和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的总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农户排污和参与治污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博弈模型分析研究了农户的行为决策。以浙江省湖州地区为例,基于CVM方法实证评价了湖州农村地区生活环境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从处理技术和政策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模式、联户式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垃圾协同处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技术实践等方面的经验,提出加快推广适用污染处理技术、健全农村环境污染法规制度和政策、提升政府公信力、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的多方支持等对策措施。本文研究表明,农村环境污染的成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法律法规不健全、治污经费筹集和配置效率低、约束和激励机制作用不明显、机构缺失监管不到位、部门职责不明确等政策和措施方面的问题。物质生活的提升与农村环境污染有直接的关系,在其他因素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生活排污对于农村环境污染的贡献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完全禁止或者绝对避免环境污染的产生或恶化是不可能的。破窗效应等负的效应导致了污染的恶化,利用从众效应等积极的一面也会产生正的效应。要解决农户家庭排污的无序化,就应该使得农户在家庭排污过程中承担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必须要像“拖地板”一样,做到全员、全区域、全过程。做好农村环境改善,应当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但从成本和效率来看,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和补充。基于博弈模型的农户环境污染决策研究结果,农户个体利益最大化会导致农户采取个体最佳策略而非集体最佳策略,在治污上采取“搭便车”,在排污上采取“不合作”态度,这是在市场机制下产生农户家庭生活排污行为的主要原因,也是目前农村地区生活环境短时难以改善的原因。对农户和环境监管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当外界监管缺失时,农户的乱排污行为将大幅增加。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和法律的建设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相比还不相匹配,要积极从政策上引导农户减少排污,从法律上制止农户不当排污,从技术上有效处理排污。对湖州地区农村家庭排污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将继续增加。从政策和措施与农户生活排污处理设施之间的影响关系分析指出,对于政府的政策扶持,低收入的偏僻农户,更愿意接受货币补贴,而较高收入的乡镇集中地居住农户更愿意接受实物补贴,政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和措施与农户生活排污行为的影响关系表明,政府监管力度、政府补贴力度和法规宣教力度与农户生活排污行为线性相关,政策和措施力度的加大会促使农户排污行为更加规范。与此同时,农户家庭对污染治理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显示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潜力很大,对于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创新之处: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主要考察了农村环境污染控制中农户家庭排污的决策行为,实证评估了农户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与现有研究主要从农业生产角度展开相比,本文研究视角上有创新性。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不仅深入分析了农户家庭排污的决策行为,针对治污减污提出了政策建议,并且分析了技术的适用性和选择问题。与现有的着重于污染源的末端控制研究相比,本文从政策制度、管理方式二个方面与技术实施结合起来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过程的深入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目前大都局限于非点源污染机理控制和技术措施层面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环境经济学理论、农业经济学理论和决策行为理论,将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农村非点源污染控制中农户决策行为和政府干预的影响机理,将二分变量Logistic模型方法用于分析影响农村生活排污的政策措施及农户社会属性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农户对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