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融资成本是公司财务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股权融资成本的高低反映一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但股权融资成本因其度量上的困难和影响因素的复杂，同时也是公司财务学界的一大难题。国内外文献已相继证实，股权融资成本除与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外，还深受信息和代理问题的影响，而信息不对称与代理冲突的程度又与一个国家特定的制度背景密切相关，因此，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处于新兴加转轨经济背景下的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是由大股东控制的公众公司，在以终极人控制为主要特征的集中的产权结构背景之下，终极控制人利用其超额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以谋求私利的问题广泛而突出，股东与管理层、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两类代理冲突同时并存，且第二类代理问题尤其突出。那么，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是否会对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产生负面影响？股权制衡是否会缓解二者之间的代理冲突进而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基于客观绩效的激励合约被视为是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代理问题的有效内部治理机制之一，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对于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不平衡，这会导致各地区间公司治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那么，治理环境的差异又是否是造成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差异的又一大影响因素？治理环境的改进是否有助于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交互影响时是强化作用亦或是替代效应？　　针对上述疑问，本文以我国2004-2006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述关联命题予以系统检验。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且二者的关系会受到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影响；股权制衡效应亦受到终极控制人与制衡股东性质的影响，在终极控制人、制衡股东分属不同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而在二者分属于同一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效应则难以发挥；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有助于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权融资成本没有显著影响。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及管理者权力均会弱化管理层激励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而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则对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具有强化作用，且终极控制人的政府性质对管理者权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抑制作用；治理环境本身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且治理环境的显著改善能弱化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越差，股权制衡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公司股权制衡与其治理环境在影响股权融资成本方面存在显著替代效应。本文基于终极控制人视角下的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对于推进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治理结构以及健全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等宏观治理环境，进而提升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和资本市场整体的有效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