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编撰成书是秦文化发展史中重要的文化事件，是一次秦文化对齐鲁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自觉整合实践。吕不韦编撰《吕》书的政治文化目的在于：丰富秦文化的内涵，着眼于秦国发展的长远大计，为秦帝国的建立和长治久安提供思想理论和文化资源。这一政治文化目的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也决定了《吕》书带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色彩。《吕》编撰群体有两种类型构成，一为倡言“学术”的文士类型，一为熟知法令吏道的文吏类型。如果依据其地域文化特色，编撰群体的主体又可以化分为秦晋之士和齐鲁之士两种类型，前者多为文吏，后者多为文士。吕不韦门客群体的构成是多元的，其主体部分则由秦晋的文吏和齐鲁的文士两种类型构成，在他们身上带有着不同特色的学说和价值观念，由此也决定了《吕》书融汇百家学说、整合东西方两种类型文化的特征。《吕》书以黄老道家的“法天地”、“因时施政”思想为指导，以纪、览、论三位一体的体例结构，系统而较为合理地整合了众多复杂的诸子学说和思想理论。就《吕》书学派倾向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过多的争论意义已经不大。战国后期，随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诸子百家之间的思想界限已经越来越来模糊，而且一些思想元素由于其共同的渊源或彼此之间的借用已经成为共同的观念。虽然《吕》书很多内容来源于其它诸子文献，但是经过编者的一番统筹安排、取舍、熔铸，这些文字在《吕》书中已经获得了整体上的意义，与之相应的思想元素也就成为《吕》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吕》在编撰目的、主体内容、核心价值观、语言特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思想文化体系，集中体现了秦文化在战国后期的发展趋势。战国后期秦文化的发展是以在继承秦文化的基础上整合齐鲁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本文从先秦诸子学说和地域文化的两个角度具体分析秦文化对齐鲁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整合。《吕》书从如何治理一个帝国的诉求出发整合了众多诸子之家思想学说，它力求破除门户之见，从哲学思想、君道、臣道、军事、教育、农业等诸多方面整合其思想资源。秦统治者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出发将齐鲁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学说等文化资源整合进秦文化，使秦文化在战国后期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战国后期的秦文化整合现象具有以下特征：一、以吸收借鉴稷下学术成果为主；二、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三、多元性和开放性。这一文化整合实践的进程并没有因吕不韦学术群体的解散而止步，秦始皇秦始皇虽笃信法家学说，但却不能摆脱《吕》书编撰活动给秦国、秦朝带来了的深刻影响，而继续对齐鲁文化学习和整合。如在秦朝制度建设和宣扬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程度吸收借鉴了齐鲁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吕》书编撰活动为推动，秦文化在继商鞅变法之后第二次整合东方文化，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开始由地域文化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进而开启了秦汉大一统文化形态的时代，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