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目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综合治疗在近十年已经发生了长足进展,从20世纪70年代后的化疗时代逐步迈入了基于分子分型的个体化治疗时代。筛选出“对”的人群进行“对”的治疗,无论在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还是提高生活质量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细胞因子属于生物性指标,在调节细胞生长、成熟、分化和肿瘤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监测与免疫相关的细胞因子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有利于密切跟随肿瘤发展的动向,从而评估现有治疗手段的合理性。[方法]纳入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不可手术切除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ELISA去检测外周血中七种免疫相关细胞因子(IL-2、IL-6、TGF-β、HIF-1α、 PD-1、PD-L1、CTLA-4)的蛋白水平,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动态监测七种细胞因子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分析其与近期疗效及预后的可能关系;应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Ⅲ例患者符合条件纳入研究。截止至末次随访,出现疾病进展97例(87.4%),中位PFS7.9月,出现死亡62例(55.9%),中位生存时间19.2月。是否吸烟、TNM分期及EGFR基因状态对无进展生存时间存在影响;是否吸烟及TNM分期是影响无进展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病理类型是否含混杂成分、EGFR基因突变状态、年龄及诊疗全程涉及的治疗种类对总生存时间存在影响：有驱动基因并行相应靶向治疗者的总生存时间较无驱动基因者明显延长。全程涉及治疗手段的种类是影响总生存时间的独立预后因素。2、晚期肺腺癌患者IL-6、TGF-β、CTLA-4的初始血清浓度较正常人明显升高(P<0.01);女性相对于男性具有更高的TGF-β及PD-1初始浓度;Ⅳ期患者的IL-6浓度明显低于Ⅲ期患者；病理成分单一的患者较病理成分复杂者具有更高的IL-6及PD-1浓度；低分化晚期肺腺癌患者IL-2、IL-6、TGF-β、HIF-1α、PD-1、PDL-1、CTLA-4水平较中高分化者明显降低(P<0.05)。3、化疗过程中PR与PD组患者的免疫格局变化只发生一次明显的变化,PR组在1周期后,PD组在2周期后,SD组患者的免疫格局则发生两次明显变化。PR组患者2周期化疗后七种细胞因子水平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P>0.05)。；SD组2周期化疗后TGF-β、PD-1、 PDL-1的浓度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PD组患者2周期化疗后IL-6、 TGF-β的浓度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靶向治疗后IL-2与TGF-β水平较治疗前有明显升高(P<0.05)。4、IL-6初始高表达组的总生存时间要显著长于低表达组;免疫格局活跃组的中位总生存时间较免疫低下组有显著延长趋势,初始免疫格局是影响总生存的重要因素;免疫状态低下组治疗后IL-6、PDL-1降低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显著长于升高者,七种细胞因子治疗后的变化对总生存时间无显著影响；免疫状态活跃组七种细胞因子治疗后的变化无论对无进展生存时间还是总生存时间均无显著影响。[结论]是否吸烟及TNM分期是影响无进展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全程涉及治疗手段的种类是影响总生存时间的独立预后因素。处于博弈失衡状态的免疫格局更容易被有效治疗所改变进而带来无进展生存的获益,积极进行“对”的治疗对免疫格局失衡者更具临床意义,但本身这种失衡状态所导致的不良预后结局很难被逆转。免疫格局活跃虽本身就意味着更好的预后,但因其状态很难被改变,所以恰当而精简的治疗时程可能对这些患者更为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