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出口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贸易规模增长的效率却广受诟病，一方面加工贸易占比过大，另一方面出口增长更多依赖的是资源的过度损耗和低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但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我国已经开始告别人口红利，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使得过度依赖资源的出口受到了极大限制。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人民币的加速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的攀升，加之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出现减缓趋势，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出口贸易新的比较优势来自何方？传统的贸易理论在无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市场环境下，即市场无摩擦的假设下进行研究，忽视了一国的制度体系的差异对比较优势影响，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由于存在市场摩擦，在技术及要素禀赋相同的情况下，各国制度体系方面的差异也会成为比较优势的源泉，这些制度体系包括：契约制度、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及金融发展因素等。越来越多的文献证实，金融发展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行出口固定成本投资，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新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新新贸易理论）表明，一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可以分为集约边际（intensivemargin）和扩展边际（extensivemargin）两个维度的考量。集约的边际意味着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扩展的边际则表明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是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将信贷约束整合到异质性企业模型中。该模型意味着出口生产率门限在各个国家的各个行业均有所不同，大量需要外部资金行业的出口生产率门限值会比较高，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比较高。信贷约束使得某些有利可图的潜在出口商退出出口市场，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出口企业的数目、出口目的地数目）和集约边际（出口量）都有所影响，而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能够从这两方面促进一国的出口。在随后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分别基于跨国数据和中国数据进行了检验。首先，使用1992到2009年64个出口国和182个进口国的28类制造业4百余万组贸易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有积极影响。对于高融资依赖性和低资产抵押率行业而言，金融发展的作用尤为显著。而进口国金融环境的改善使得其合同的执行力更强，同样会促进发生贸易的几率，提高出口量。在选取工具变量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同时，金融发展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及不同的国家有显著差异。其次，本文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根据该数据重新测度我国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并利用单国引力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融资依赖性行业而言，金融发展使得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扩大出口份额，在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银行信贷，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针对中国金融发展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这一特点，本文通过引入一套反映金融中介的相对规模、效率和结构的指标体系，合理设置工具变量，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较为全面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同时提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