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分别是清代两类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题材类似,但艺术风格迥异,一个是才子式的,一个是著述性的。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中,作者对于所要叙述的内容已经居于一种绝对的掌控地位,他们有足够的信心突破史学实录规范的藩篱,不再是单纯的直录或者转述见闻,而是在志怪创作观念的主导之下,依照虚构原则、遵循审美理想、为实现审美诉求而为文本结构各元素分层设色。纪昀与《聊斋志异》有多种因缘。纪昀好友董元度曾为《聊斋志异》题辞,同僚兼同门余集是青柯亭刻本的重要校订者,纪昀长子纪汝佶酷爱《聊斋志异》并有效仿作品。然而纪昀并未爱屋及乌,他把长子无功而夭亡的责任归咎于《聊斋志异》。他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一方面在文体源流上确立自己的定位,一方面针对《聊斋志异》作反面文章。因政治、文化、纪昀个人好恶多种原因,《聊斋志异》未能在《四库全书》或《总目》中占据一席之地,却在王士禛《精华录》解题中受到点名批评。《聊斋志异》的盛行,是纪昀选择志怪题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聊斋志异》,或许就不会有今日模样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提供了刺激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外因。从作者不满足于一个作品,到创作包容了自己思想、理念的作品,内外影响因素很多,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自身的观念和审美诉求。蒲松龄和纪昀都是传统知识分子,两人的思维模式或多或少受到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里记录鬼神大都本着以常释怪、由怪证常的思维方向,把神道设教、醒世安人当作使命,将志怪创作当作消闲娱乐而不是立言之作。受儒家文化影响,蒲松龄和纪昀都把神道设教视为自身责任,但具体又有不同。蒲松龄鬼神观念矛盾的焦点在于神,写神的同时指出神由人造;纪昀观念的矛盾处在于他纠结于真实和传闻鬼神传说的矛盾,难以相信又不得不信,总是困在不可知的境地。两人对志怪创作定位差别很大,蒲松龄把《聊斋志异》当作是千秋事业,纪昀却生怕人把他当成"鬼董狐"。创作观与小说观直接相关,蒲松龄把小说创作当作文章创作,自由灵活;纪昀小说观立足于目录学,用杂说改造"无关大体"的小说,以增强小说的实用功能。虚构原则上,蒲松龄随心所欲,将鬼神狐鬼当作表现工具;纪昀认可小说叙事虚构想象的合理性,但前提条件是作者的虚构当以现实情理为根据。蒲松龄喜爱才子式作家,崇尚才子之笔;纪昀尚质黜华,偏好充满理性智慧的宏博或简淡的作品。个人经验和理想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审美诉求,蒲松龄为抒情言志和显露才华,纪昀把广见闻、资考证、益人心作为核心追求。时空、事件、人物是叙事作品必不可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小说整体构思的主要内容。因为审美诉求不同,蒲松龄和纪昀在构设三种基本要素时所采用的维度也不相同。《聊斋志异》空间想象多种多样,类型上继承前人,具体想象却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冥间,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时间想象也有新的生发,蕴含哲学思辨。《阅微草堂笔记》时间、空间想象缺乏细节,仅是人物活动的概念性背景。而且,因为纪昀见多识广,远方想象已经失去了神秘性。构思情节时,蒲松龄兼用逻辑思维和图像想象,构思方式灵活多样;纪昀多用逻辑思维,以增强说理效果为主导,缺乏图像想象。构思中的思维模式首先造就了两部作品人物形象的差别。《阅微草堂笔记》人物在构思之际已处于边缘化位置,纪昀习惯地以道德教化类的逻辑想象为构思起点和指导方向,无限遏制原本因情节自然生发的图像想象的空间,人物缺乏鲜活生命,沦为符号式存在。与《聊斋志异》中妍媸不等、性格各异、灵动传神的系列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人物姓名和身份设定是人物构思的内容之一。《聊斋志异》人物命名是小说整体构思中重要的一部分。许多篇章中人物姓名看似寻常,实则在代指人物的指称功能之外还另外蕴含深意,与人物性格、命运的设定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直接相关。在《阅微草堂笔记笔记》中,故事叙述者的姓名和身份与故事的真实性直接相关,为了标明所载内容的信实可靠有必要清楚记载他们的身份信息。而主体故事人物的姓名与故事主旨、作者诉求关系不大,他们的身份信息是否模糊并不重要。《聊斋志异》不论长篇短篇,都有题名。蒲松龄应用题名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反常态,题名与叙述重心异调,在叙述重心外,营造另一个隐含重心。纪昀小故事都不用题名。他重视故事实用功能和真实性,讲述故事总不忘探究其真假有无,往往在最后加上真假不可知、曲直难定论或当为他人寓言的尾巴。在他看来,真假是非尚难定论,更不用说总结主旨、提炼题名了。而且出于对"名"与"实"关系的严谨恪守,他严厉斥责书商妄加题名的行为。《聊斋志异》叙事不用直笔,时间剪切主要出于文学效果考虑。《阅微草堂笔记》叙事大多数时候是平铺直叙,偶有变化也主要出于增强故事实用价值的考虑,通过调整叙事时间强化因果联系,加深教化效果,或为便于说明更多的人情世事的经验和道理。描写是叙事的手法之一。《聊斋志异》有工笔细描,有点睛式描写。人物描写本于生活情理,声情并茂。场景描写综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角度,设身处地,意在求真。《阅微草堂笔记》人物描写集中在人物语言。他让人物代自己发声,结果不管故事人物是神是妖、是老是少、是男是女,语气措辞、善辩风格、谆谆教化的态度等都在不同侧面与纪昀本人契合。场景描写非常随意,与故事情节和他要表达的主旨没有必然关系,是随性所至、信手点画,无意通过这些描写为故事增华添彩。《聊斋志异》虽然篇章长短不一,意旨有显有隐,但各自主旨统一。评论部分文本集中,作用鲜明,多独立在叙事部分之外,起着指示故事深层意蕴、制造多声部效果或连接相关故事的作用。《阅微草堂笔记》不以叙事为要,就事而论才是纪昀感兴趣的地方。《阅微草堂笔记》评论占据文本篇幅多,位置随意,形式多样,可以随意打断叙事过程,也可以在一则故事前后多次出现,有时候成为叙述对象以人物语言的形式道出。评论是纪昀小说整体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起着引起话头、阐明道理故事中道理、充当连接不同故事的桥梁等作用。《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具有强烈主观色彩和抒情意味。蒲松龄不仅仅借狐鬼故事书写自况、自喻,还常常为故事人物歌哭,表现出对普通众生的遭遇、对现实生活现象的热切关怀。纪昀评论不拘泥于一种观点,用多元化评论的方式层层拨开真相,或陈列相反的观点发人深省,这与纪昀穷理、征实的思维是一致的。从最终结果看,蒲松龄、纪昀两作家都求仁得仁,通过对相似材料的不同处理和运用,成功创作出了符合其各自审美理想的作品。但是从小说文体独立发展的角度看,《聊斋志异》毫无疑问胜过《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完全符合文学作品的本质,一是以语言艺术营造意味,再是观照现实和人生,是小说发展史上成功的典范。《阅微草堂笔记》议论说理但求有补于世,却缺乏真切对现实和人生的观照。蒲松龄与纪昀的志怪创作都具有清楚的作者主体地位的认识,但因观念和诉求不同,作品的艺术性和生命力也随之不同。蒲松龄超乎时代的以志怪小说为千秋大业的观念激发了怪异题材的生命力,纪昀保守的著作观念限制了他作品的文学境界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