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业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发展极为缓慢，至近代已渐趋于停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业是由西方传教士率先开辟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了自办近代报刊的时代，但依然落后于外人。直至甲午战争后，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才真正到来。位居西南重镇的重庆，此时正值开埠之初，古老的巴渝大地加快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步伐，重庆的近代报业也由此应运而生。 《渝报》的创设，开始了重庆近代报业的历程，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戊戌维新的失败，也使得初生的重庆报业又几乎夭折。直至《辛丑条约》之后，更大的民族危机接踵而至，重庆报业适应新的形势，方才重现生机。《重庆日报》慷慨激昂，《广益丛报》博采众长。卞鼒舍生取义，为近代中国报人之楷模。中西文化的交融，近代商业的繁盛，亦促成了《崇实报》与《重庆商会公报》之诞生。 重庆虽僻处西南一隅，然近代重庆报业并不落后于时代，报社采编架构的初步完备；新式印刷机械的应用；新闻专电的采纳；发行网络的遍及省内外；广告业务的刊发。近代报业之诸多要素已莫不完备。 近代报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清末重庆各家报刊上无不体现。它们广泛地开拓了重庆各界士绅庶民的视野，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热情，也加速促进了巴渝社会向近代化社会的变迁，其影响至深至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