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从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盛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盲目的崇拜理性，导致理性过度膨胀，理性开始称霸世界。在此期间，有一部分哲学家开始醒悟过来，认为霸权理性已威胁到了人之根本——人性，而其中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哲学家就是福柯。福柯认为人们对理性与非理性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以为二者是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的关系，这样就会很容易陷入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的圈套中。对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的把握，这是福柯理性批判思想的一大特色，因为他认识到了理性与非理性关系之间的张力。在一定时期，由于人们对于理性的定义出现偏差，理性成为人们谋取私利的武器，这时的“理性”就成为了非理性。因此，人们应该要理性地思考理性本身，看理性是否超出了其本身的范畴。除此之外，批判理性并不是拒绝理性，而是辩证的看待理性，就如同硬币亦有正反面，理性也有其可取与不可取之处，非理性亦是。其次，福柯还将权力引入到理性批判中，认为追其根源与权力有关，通过分析理性批判与知识、权力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说明理性批判思想。　　与此同时，福柯在同哈贝马斯的争论中，不断完善与充实自己的理性批判思想，并发展成带有福柯标志性的思想之一。福柯更多的继承于尼采的思想，他沉迷于对理性所鞭长莫及的边缘地带，对于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都是持着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他执着于超越个人极限。而他的哲学也是个人的哲学，意在探讨个人的极限和真理。虽然这种行为的确发现了哲学中所隐蔽的边缘个人的秘密，但是福柯这种偏执的个性又使得其他的真相被掩盖了。这与哈贝马斯将个人置于集体的无限交往中是完全不同的。而在哈贝马斯这里，尼采是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他反对超人崇拜。哈贝马斯更多的关注于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本质上就是交往行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理性，包括理性对其自身的反省。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政治权力之外的领域。虽然对于现代社会的描述，哈贝马斯将其比喻为殖民化的生活世界，而福柯则将其比喻为全景式的监狱。但是无论是殖民化的生活世界，还是全景式的监狱，都是对于现代社会理性过度膨胀导致的恶果的描述和批判，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与福柯殊途同归。但是，哈贝马斯和福柯之间的对峙却是毋庸置疑的。关于主体哲学这个一主题，福柯提出了“人死了”，彻底解构了人的主体地位，是对康德人类学的瓦解。虽然，哈贝马斯也看到了“主体”对于自身的陌生，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的抛弃“主体”，而是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个理论来解决主体哲学的问题。主体间性主要是指主体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与他者的保持的相关性或关联性。马克思曾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人所具备的类本质，就是表明主体间的和谐统一是其自我确认的一种方式。主体间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一直是马克思等众多哲学家思考探索的问题。哈贝马斯更是由此提出了主体间性。而福柯与之恰恰相反，虽然他们都认识到了主体哲学存在的问题，但是福柯更进一步，他彻底抛弃了主体哲学，抛弃了“主体”，并提出了“人死了”。　　正如尼采一样，福柯在其《古典时代疯狂史》（以下简称为《疯狂史》）、《性意识史》等著作中，也深刻描述了疯癫、理性、死亡、疾病、性等边缘性话题，追寻瞬间的极限体验，跨越生与死的界线，摆脱来自尘世的一切束缚，进行最原始的生存体验。理性与非理性再也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分离，而是可逆转换的。在《规训与惩罚》、《词与物》中，福柯将理性与权力、知识相结合。福柯将现代社会看作是“全景监狱”，监狱也不再是通过身体的痛苦达到驯服的目的，而是采用通过规训人的精神进而控制肉体的方式。但无论是何种方式都是统治阶级所谓的“理性”政治策略。福柯的全部著作都在说明一个问题：人为何被当成疯子（《疯狂史》），人为何被当做病人（《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思索为何自己是活着、讲着话的和劳动着的人（《词与物》），人为何要压抑着自己的欲望（《性意识史》），问题的答案在于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　　但是福柯的理性批判仍然具有局限性，福柯的个人主观思想在其理论中带有很深的印迹，会有偏激的观点或看法。因此我们应当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辩证的看待福柯的理性批判思想，并从现实角度出发阐述并解决现代社会中理性霸权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