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 1946)是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理论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中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她一生致力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的革新,创作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作品。她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进行了理论性探索,提出了大量的文学理论,对其创作思想和语言艺术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为读者理解其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斯泰因的文学创作理论可以证实,她对语言所进行的独具特色的实验贯穿了其整个创作历程。斯泰因在欧洲先锋派艺术家和作家中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语言革新人物,斯泰因以对禁锢人类思想的传统语言加以批判甚至颠覆的语言艺术和大胆创新地驾驭文字的精神,赢得诸多学者和作家的关注和青睐。但是由于其创作的大部分作品语言风格独特,晦涩难懂,她并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那样被英美主流文化认同,对她的评论也截然不同,褒贬不一。国内外评论界对斯泰因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争议,主要在于她别具一格的语言艺术和风格。虽然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斯泰因的语言和风格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从文体学视角对其语言的研究被忽视了。因为语言是打开解读斯泰因作品的钥匙,为此,本文采用以文体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探究斯泰因的语言艺术,这对于理解和欣赏斯泰因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主要探讨了斯泰因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性作品的语言艺术。在早期小说《三个女人的一生》中,斯泰因就多种形式的重复和绵延现在时进行实验,使这一作品具有了前景化的语言特征,体现了斯泰因小说的语言艺术;在中期散文诗歌《嫩芽》中,斯泰因通过选择性地使用一定的词汇、标点符号和使句式陌生化的方式,运用语言进行静物写生,像驾驭画笔那样驾驭文字,使语言成为自由流动的存在和自指的世界,因而反映她的思维风格、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语言的理解,体现了斯泰因散文诗歌的语言艺术;在晚期戏剧代表作《我们共同的母亲》中,斯泰因变异戏剧语言对话模式、抹去情节和高潮、违背会话合作原则、强调语音的不规则现象和突出语言的诗学功能,因而使这一作品的语言具有极强的音韵特色和表现力,体现了斯泰因戏剧的语言艺术。这三部作品分别创作于20世纪的初期到40年代期间,是斯泰因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的重要作品。因此,本论文就这三部作品的语言艺术进行论证研究。此外,论证过程中还涉及了影响斯泰因创作的背景,借助了文学批评、自传和与这三部作品相关的斯泰因文学理论。本论文的主体由三章组成,它们分别讨论了斯泰因小说前景化的语言艺术、体现思维风格的散文诗歌的语言艺术和戏剧变异的语言艺术。第一章分析了小说《三个女人的一生》中的前景化语言艺术特征,即斯泰因式的重复和绵延现在时。重复是语言前景化表现在数量上的偏离,它构成斯泰因文风的主要特色之一。斯泰因式的重复并不是相同的语言形式的再现,而是每一次重复在形式上都稍有差别、在意义上都有所不同。正是通过对部分词句的重复,斯泰因使其语言产生节奏并蕴藏丰富的意义与内涵。小说抛弃情节描述而强调每一个事件的意义,结构的重复使事件得以重新开始,并不断地将读者拉回到时间轴的某一固定点,造成一种现实时间的持续感。小说死亡主题在三位主人公的相继死亡中得到升华。绵延现在时是语言前景化表现在质量上的偏离,它是斯泰因背离传统语法而独创的时态,是构成斯泰因文风的又一主要特色。绵延现在时表示现在的时间的延续,强调的是其表现对象的心理体验在时间轴上某一点上的延续,而不是在流动的意识中呈现为线性的一段时间。绵延现在时的时间观念为她摆脱叙述中的历史时间的限制和禁锢提供了空间,有助于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和内心矛盾冲突。因此,前景化的语言艺术强调了小说的主题,表现了小说的叙述技巧的独创性,体现了斯泰因把握人物现时的意识和心理状态、刻画和展示人物形象的创新性。语言前景化特征体现了斯泰因的小说语言艺术和文体价值。第二章探索了散文诗歌《嫩芽》中的语言艺术对斯泰因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反映,通过探讨她如何选择一定的词汇、标点符号和变异句子的模式,使其陌生化,用语言进行立体绘画,描写她理想中的静物世界,了解她认识世界和理解语言的方式。斯泰因通过选用多表感官印象的词汇进行静物写生;她利用名词的谐音、多义和同义性说明名词的变通性和多义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文本的多义性,挖掘语言的潜力;她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仅限于选择句号和逗号,并避免使用问号,来改变句式结构,使文本的语言和句式产生陌生化。她用语言的结构反映世界的结构,用一种崭新的文学语言来表达她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体现了散文诗歌的语言艺术和文体价值。斯泰因致力用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挑战传统语言形式。《嫩芽》意义不透明性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型”文本的特点,读者必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参与作品语言的解读,才能够领会文本的意义,文本的解读依赖于不同的读者而产生丰富的内涵。显然,斯泰因在散文诗歌中的语言艺术不但表达了她的别具一格的思维风格,而且也反映了她的语言创新能力和陌生化语言艺术的美学价值。第三章论述了戏剧《我们共同的母亲》在对话和语音方面的文体变异成分而探讨其戏剧语言艺术。斯泰因背离戏剧常规模式,在剧中抹去故事情节,冲突和高潮,使戏剧语言丧失传统戏剧语言必不可少的指称、表现、呼吁和寒暄功能而使其前景化。她变异戏剧语言对话模式,背离戏剧会话合作原则,在貌似散乱、无意义的会话中塑造人物形象和展示戏剧主题。她采用拼贴和分割组合方法变异戏剧文本形式,更加突出戏剧语言的诗学功能,即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与语言相关的内在节奏和韵律上来,使戏剧成为风景,创造诗歌剧,塑造一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条重要的纽带的大地母亲式人物安东尼。斯泰因文体变异的戏剧语言体现了她的戏剧语言艺术和文体价值,表达了对一生致力于为妇女获得选举权而奋斗的安东尼的歌颂,也是对她本人致力于获得艺术承认而创作的一生的纪念。通过对斯泰因文本的文体学解读,本论文得出结论:在斯泰因从事语言创新的实验中,《三个女人的一生》、《嫩芽》和《我们共同的母亲》三部作品反映了斯泰因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的语言艺术和文体价值。她能够运用前景化的语言艺术逼真地再现小说的人、事、物以及人物的内心活动,对刻画人物性格和突出主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以陌生化的语言艺术为媒介,挖掘语言的潜力,反映她的思维风格和对语言的理解;运用变异的戏剧语言艺术描写人物形象和反映主题。前景化、陌生化和变异的语言艺术特征,新奇别致,生动形象,富有表达力。正是通过它们,斯泰因试图揭示文体形式和意义内容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拓宽文学语言的表达空间。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讲,有关前景化、陌生化和变异的语言实验反映出,斯泰因在语言创新方面与诸如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和厄内斯特·海明威等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是一致的,他们都在20世纪之初以语言为手段探索着文学创作的新的艺术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