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在中国它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国人对其可谓又爱又恨。“语录”是“文革”时期，最具时代特色、最有影响、最权威、最盛行的“红宝书”。“文革”结束后，它被打入冷宫，藏身故纸堆。现以“文革”文物现身收藏品市场，成为越来越走俏的文化藏品。　　 “语录”作为“文革”的象征，曾在“文革”期间被译为多国文字，由中国外文局所辖的外文出版社出版。对外发售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阅读狂潮，从而一定程度上推介了毛泽东思想。“语录”作为时代产物，千秋功罪自有评说。“语录”原文本的应时产生、广泛流传和对中国社会及民众的深刻影响，从根本上来讲，是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使然。本文把“语录”译文本(主要是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当前翻译学界活跃的“翻译的政治”的理论框架来揭示“语录”翻译出版过程中种种权力因素的参与，以及这些参与对译文本的最终产品形态所带来的影响，并指出“语录”的翻译出版本身即是政治行为。　　 本文分引论、主体和结论三大部分。引论部分交待了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主体部分首先介绍了原文本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并客观评析了“语录热”现象。接下来回顾并评析了作者所收集的三个典型英文版本，一为外文社的官方版本：二为美国当代著名的“毛主义”研究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编辑并撰写有长篇导读文章和作注的版本；三为美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约翰.德弗兰西斯(John DeFrancis)编辑并作注，被用来作为美国学生学中文的教科书的版本。然后对“语录”的官方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描述。本章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官方版本中副文本手段的运用，第二部分描述了译者在“政治正确”总原则指导下对各种翻译细节的处理。最后运用“翻译的政治”的理论观点从“语录”翻译的动机和目的，译者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译者的“隐形”，“语录”译本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及“语录”翻译中的悖论等五个方面评析了“语录”翻译中的政治。结论部分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展望了未来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