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后期,翻译批评研究范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翻译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把翻译看成文字的对比和语言层面的转换,也不再局限于原文和译文这两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之中。“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现象,将译本放回到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动态语境中去,客观的描写实际发生着的翻译现象。”[周领顺,2010(a)]周领顺教授构建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正是为迎合这-要求而进行的具体化的尝试。“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关注译者的社会性和社会化行为,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以语言的转换为本,同时也兼顾了读者或其他务实社会的因素,使得译者处于以“求真”与“务实”为两端的统一体之中,译者总是努力在这两者之间保持理想中的平衡,既保持翻译作为翻译的根本,又要努力达到翻译的社会功能。连续统评价模式实际上从两个视域看待译者行为,首先从语言性看待译者的翻译行为：有多大程度的“求真”、“求了多少的真”,其次从社会因素,考察译者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程度：有多大程度的“务实”,“务了什么实”,同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性动因。两个视域的分离和融合,更全面地描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轨迹。本文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文本对自译者和他译者行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作者翻译自己的作品叫白译,它是翻译现象中很特殊的形态。从2000年以来,国内翻译研究界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现象,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也有人做过自译与他译的比较研究,但自译、他译出现在同一文本内的研究实属罕见。本文选取林语堂和徐诚斌合译的《啼笑皆非》为个案文本,通过文本对自译者林语堂和他译者徐诚斌的行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啼笑皆非》原名为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这部英文著作是林语堂有感于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局混乱,道术沦丧,试图寻求其混乱之源并希望能重建一个人道的世界而写的。中文译本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林语堂自译,十二篇以下,由徐诚斌译出,二人分别自译和他译文章的前后两部分,这一特殊罕见的翻译现象肯定有别于一般的自译与他译比较,值得研究。“林语堂的文学创作量很大,所以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做翻译”,因此他只翻译了《啼笑皆非》的前十一章,然后邀请了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徐诚斌翻译后十二章。徐诚斌就读过圣约翰大学附中及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又赴牛津大学深造,曾任《西洋文学》编辑,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与林语堂极为相似。本文选取林语堂和徐诚斌合译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为案例,首先在文本视域从自由度看待自译者与他译者的翻译行为：有多大程度的“求真”,“求了多少的真”,文本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译者行为造成的,所以其次在行为视域下从社会因素,考察自译者与他译者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程度：同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性动因。在描述的基础之上,笔者结论认为：一,不管是自译还是他译,翻译行为本身就是译者的社会化务实行为,是需要受到翻译性质约束的,是需要在对“作者／原文”求真基础上服务于“读者／社会”的务实行为。二,自译者对原文有着最为深刻透彻的了解,因而会作出最为接近原文真意的阐释,他译者或许会有一些误读之处或者在表达文章情感上没有自译者那样到位；三,自译者与他译者都免不了有创作的冲动,但自译者在操纵翻译时拥有比他译者更大的自由度,社会性更强,社会人的角色更大,他甚至会有能做到忠实,却故意不忠实的行为。四,在同样翻译标准的指导下,自译者与他译者的心理指向会存在差异,林语堂为了使自己的译作占有市场,会直接为了务实目标的需要而采用面向“读者／社会”的翻译方法,而徐诚斌是林语堂指定的翻译者,他会在较大程度上对林语堂负责,会间接为了务实目标的实现而采用面向“作者／原文”的翻译策略；又因为自译者自译了前十一章,所以他译者面向“作者／原文”的翻译策略也表现在他会沿用自译者在前十一章采用的结构和翻译方法。五,林语堂已经超过了译者这个身份,他为了求得更大程度上务实的需要,成为了用译语的语言进行创作的新的创作者,而徐诚斌不敢作较大跨越,他选择在较大程度上对林语堂负责,还是译者的身份。同时,就目前翻译学界对自译是否为翻译的问题,笔者认为自译者由于同时具有作者的身份,所以在翻译中拥有比他译者更大的自由,自译的过程也是自译者二度创作的过程,可能导致自译文本和原文文本有一些差异。自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态,自译文难免成为翻译和创作的“混血儿”,而自译者也难免成为非彼非此的“蝙蝠”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