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诗歌”不仅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研究不可或缺的“发力点”。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一特定对象的学理化研究依然十分薄弱。本文力图从“诗学资源”、“诗歌生产”、“诗歌争鸣”、“诗歌经典”和“主体整形”五个方面问题入手,切入“十七年诗歌”生成与发展的具体现实,深入探察当代诗人为实现“新的人民诗歌”对既往已存的中外诗歌传统实施审美超越的诗歌理想,所采取的系统而复杂的文化策略,以及在具体诗歌实验中这一理想展开的可能与限度。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歌历史的演进进程里,“十七年诗歌”置身于“文化—政治”相互胶着与叠合的历史场域中,她从诞生伊始就肩负着“新中国”文化重构与文学(诗歌)重塑的历史重任,就以全新的姿态和独特的特性面向不断展开的未来。为了构筑一种能够彰显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理想的诗歌范式,建构和确立与传统诗歌相异的诗学体系和诗歌形态,展示“新的人民诗歌”的新气象和超越传统的新魄力,当代诗坛的主持者及诗人们始终围绕着诗歌资源、诗歌生产、诗歌传播与阅读、诗歌批评等关乎当代诗歌超越式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问题,进行紧张而严肃地探索和大胆地实验。就实现情形而言,“新的人民诗歌”的资源选择与重构不仅是确保当代诗歌“质的规定性”的重要方略,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试验的力量和源泉；诗歌生产方式不仅受当代政治文化运动的深层影响,同时还与当代诗歌阅读和传播方式紧密关联；诗歌争鸣不仅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实施“祛魅”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理想诗歌范式的一种重要方式；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不仅重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新秩序,同时也在多重的关系网络中打造了一批当代诗歌经典；主体“整形”不仅使创作主体在多维的压力下主动或被迫转变诗歌理念和诗歌实践,同时也极大地考验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心理承压能力。由于“新的人民诗歌”在一种异常复杂的传统文化网络和极为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展开诗歌超越的梦想,因而不论是诗学资源的选择与重构,还是诗歌争鸣机制的建立,不论是诗歌经典秩序的重建,还是创作主体的“整形”,都必须经历一系列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也将遭遇许多难以“逆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