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传统要素优势，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己不再是传统价值链分析模式下的“世界工厂”那么简单，中国已成为国际分工网络的重要枢纽国，连接发达国家价值链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相应地，国际分工格局也逐步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外围-核心”式分工布局，现阶段全球分工布局呈现“共轭环流”式分工格局。虽然国际分工格局的界定和演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现有研究仍缺乏对国际分工新格局及中国角色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国角色演变和升级机制的探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产品内分工模型，以价值环流的形式展示由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构成的国际分工布局的形成以及工序分配机制，强调并重点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及其分工地位提升机制。而后，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国际分工布局，使用宏观数据和海量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进行验证，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探索在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提升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可行路径。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己事实上成为国际分工网络的重要枢纽国，国际分工布局呈现“共轭环流”式格局，即存在以中国为重要枢纽国的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通过分析中国成为重要枢纽国的路径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不断嵌入和融入发达国家价值链，另一方面建立并加深与处于分工网络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逐步占据国际分工网络中的“结构洞”，从而提升国际分工枢纽地位和价值链影响力。虽然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其制造业“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局禁锢了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
　　第二，通过分析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国家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发现，总体来说，一国市场优势、制度支持、技术支持、人口结构等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要大于开放程度这种传统优势要素，且国家异质性及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差异。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优势要素重要性演变发现，制度质量、技术进步、母国市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表明中国构建新的综合优势至关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开放政策、制度支持、技术支持、劳动力人口红利、母国市场、产业链完备性等方面分析中国成为国际分工网络重要枢纽国的原因。
　　第三，通过分析国际分工地位升级路径发现:(1)一国提升其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有利于促进其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共轭环流”的枢纽，这一特殊地位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的分工地位攀升路径和攀升空间存在差异。中国嵌入发达国家环流，通过获取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承接更复杂工序生产、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但攀升空间存在收敛趋势;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
　　本文政策启示是:第一，着力巩固中国在“共轭环流”中的枢纽地位，继续保持政策和产业链优势，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通过两个环流的良性互动实现“双轮驱动”，进一步释放经济潜能，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二，“抓改革、补短板、通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更好作用;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补齐核心技术短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第三，以更大的开放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自主扩大开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倡议并推广价值链友好型国际规则，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