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提供的分析视角,构建国际关系中的跨文化沟通模式,并通过三组案例研究规约双方在不同组织场域下的沟通形态变化,提出相对应的解决策略。鉴于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大多从某些专门层次上对中日关系进行剖析,鲜少关注体系层面的结构性和互动性问题,而互动关系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本研究是对中日关系体系层面分析的回归。政治学理论对“制度”的理解,在理论逻辑上强调规则性以及文化对互动行为的约束性,关注行为体间沟通过程对互动结果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新制度主义比较分析工具“冰河模型”来探究外部环境体系与国家行为体的系统性特质和互动关系,并运用模型分别从管控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论述了中日文明特质在组织结构上的异同。基于模型的分层次结构性对比,本文阐释了中日两国行为体在“异质化”、“同质化”和“特质化”的组织场域中所呈现出的平行、包含和相交三种不同的跨文化沟通模式,并提出对应的解决策略。最后,本文在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中选用了历史认知问题、影视文化合作以及跨国公司经营三个案例来证实“最小化”、“忽略”和“利用”解决策略的现实应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理论层面上,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分层对比文化差异性和跨沟通模式的运作机制。在方法论层面上,以文明间的层次结构对比为切入点,研究互动路径,关注组织和个体间双重的适应过程。在应用层面上,系统性地归纳中日两国在不同组织场域中的跨文化沟通模式,并通过案例叙述解决策略。此外,本文尝试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不同文明间的“动态沟通”,作为研究参考工具,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国际关系研究关怀主权实体间的有效互动,在中日关系的建构过程中,通过合理运用跨文化沟通策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两国关系构建过程中不断趋利避害,最终实现中日关系多重均衡状态,这既是稳定中日关系大局的一种追求,也能够为营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亚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