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我国经济转轨和结构调整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打破投资障碍和贸易壁垒,为我国乃至周边国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更好的发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借着国家政策和市场改革的东风,我国企业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浪潮也使我国经济转型面临威胁和挑战,我国企业在投资环境和投资决策中也将面临诸多的挑战。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企业投资决策尤其是重大投资决策对企业发展和价值提升至关重要。而拥有经营决策权的管理层往往能够对一些重大投资决策施加影响。尤其是位于科层结构顶端的CEO,在管理团队中具备天然的信息优势和地位优势,更易通过影响投资方案制定、董事会投票等方式,左右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相关研究表明CEO权力能够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而在CEO权力过大时,企业更容易出现极端决策或非理性决策,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甚至影响长远发展。因此,如何对管理层权力尤其是对CEO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从而缓解代理冲突,促进合理决策,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以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寻租理论为基础,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07-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理论分析并实证探究了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CEO权力强度影响下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经济后果;并进而分别从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双重视角,探究了企业内外部治理对于CEO权力与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治理效应。具体研究发现:(1)CEO权力越大,公司发生重大投资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发生重大投资决策的频率也越高;(2)相比于CEO权力较小时,当CEO权力越大时,公司发生的重大投资决策对其绩效的不利影响更加显著,这表明CEO权力过大时引发的重大投资决策是以权谋私的非理性决策,并不符合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3)当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越能有效抑制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表明内部控制在缓解公司非理性投资决策方面能够发挥相应治理作用;(4)当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程度越高时,越能有效抑制CEO权力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表明证券分析师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减少CEO非理性投资决策。本文的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CEO权力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深入,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投资决策的研究领域,加深了对于委托代理理论及管理层权力理论等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具备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本文从企业、市场等不同层面对合理配置CEO权力,加强企业内外部监督治理机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对于指导企业实践,有效监督制衡管理层权力,引导管理层合理决策,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