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些成就背后是中国制度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面对这现实与理论的“矛盾”,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进行的分析最具影响力。然而制度需要通过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要真正解开中国经济发展的面纱,了解制度是如何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的,就需要聚焦于微观的企业,特别是企业的最高治理机构——董事会。不过,传统的董事会研究往往聚焦于董事或董事会局部特征,而忽视了对董事会整体形象的把握。而董事会资本在结合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同时考察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和资源提供职能,有效避免了上述问题。因此,本文从董事会资本的视角出发,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框架,并据此对董事会资本、制度特征与企业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将企业财务决策限定为运营资本决策、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其中,运营资本决策主要选取了现金持有决策;投资决策则包括了资本投资决策和研发支出决策;融资决策包括银行借款为代表的债务融资决策。据此,本文选取2006—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检验了包括董事会教育资本、经验资本、社会资本和综合指标在内的董事会资本指标与企业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相关的制度特征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对具体的影响机制和经济后果进行分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资本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交互项的检验结果支持了董事会资本影响现金持有的代理成本假说,而没有发现证据支持环境不确定性假说。也就是说,这种正相关关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董事会充分发挥了监督职能,缓解了过度持有现金引发的代理问题,在融资约束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内源融资的方式,从而促进了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的证据也显示: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对董事会资本更为敏感,董事会抑制代理问题的作用在民营企业更为显著;而董事会资本降低代理成本的主要途径是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强化对高管的股权激励,以及提高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资本市场的检验也发现,董事会资本的提高促进了公司的现金价值的增加。上述证据都支持了董事会资本的代理成本假说。本文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本文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支出水平。且在投资机会较弱时,较高的董事会资本更能够提升投资机会与资本投资之间的敏感性。这意味着在面对不同的投资机会,董事会资本影响企业投资的结果是不同的。而考虑产权性质后发现,这种关系随着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非国有企业董事会资本与资本投资的关系更为显著,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也明显提升。董事会资本发挥上述影响的主要机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对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提升作用是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能有效缓解了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第三、本文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的关系会受到产品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下不断下降,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增强。对其内在机制的研究显示,在产品市场竞争较强的早期和中期阶段,董事会资本较高的公司更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为企业研发提供资源支持。而在产品市场竞争的后期,董事会资本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强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协调股东长期利益与高管短期业绩压力的途径来促进企业研发的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当上市公司所在地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发育较迟缓时,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低,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的关系更显著。第四、本文通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如何改善企业的融资状况,增加企业银行贷款。研究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上市公司银行贷款规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的融资状况。通过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本文还发现在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董事会社会资本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缺乏产业支持的企业中,董事会社会资本促进银行贷款的能力受到抑制。进一步,本文还检验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对银行贷款的后续影响,并发现通过董事会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此外,研究还显示董事的政治关联、行业组织领导经历和在其他公司的董事任职数是董事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主要路径。总体而言,董事会资本对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虽然不是“全覆盖”的,但涉及范围仍较广,且影响结果较为正面。董事会资本虽然综合监督职能和资源提供职能,但对企业财务决策施加影响时,两种职能发挥的作用是有强弱差异的。董事会资本对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不是相互割裂的。同时,制度特征并不总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但是从董事会资本角度来审视企业决策者时会发现,企业会尽最大可能适应制度环境,推动企业前进和发展,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存能力。本文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回答“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提供些许证据。本文对国资监管机构科学选聘国企董事,充分调动企业决策者积极性有一定启示作用。对企业优化自身董事会构成,理解制度环境特征,以及提升制度环境适应性有一定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