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预算在财政体制和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其既是政府的收支计划,又是规范、约束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文件,它体现出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和民主制度。预算制度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预算依附于计划存在,其地位和作用都不明显;1978年后,随着财政制度的转型,预算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增强;1995年《预算法》的实施意味着财政收支开始受到法律的约束;1998年以后,理性的预算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预算的民主性愈发凸显;2015年新《预算法》的实施标志着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过多年的预算制度改革,我国政府预算管理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整体财政透明度低、监督力度不足、财政收入预测不科学、预算执行不规范、预算绩效评估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长时期、大范围的存在着财政超收现象。用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度来衡量我国的财政超收,可以发现1994-2016年23年间,全国层面有22年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度为正,平均偏离度6.9%;在省级层面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外的30个省份23年共计690个观测值中有652个为正的偏离度,省级平均偏离度8.84%。这样一个财政收入预决算正向偏离常态化现象,反映出政府预算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本文拟通过研究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现状、特征和成因,尝试探寻提高政府预算管理水平的方法。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引起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因素有很多,由于预算技术不成熟,社会经济的变化会使收入预测存在客观偏差;而不成熟的预算技术被政府策略性利用则是主观偏差的重要来源。在公共财政背景下结合契约理论、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政府预算契约存在契约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政府会为了追逐最大化的可自由裁量的预算,利用其信息优势策略性地在预算过程中施加影响,造成财政收入预决算正向偏离常态化现象。故本文认为财政不透明是财政收入预决算正向偏离常态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以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透明度为核心解释变量,综合考虑其他影响收入预测的因素,收集整理省级层面2007-2016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提高能显著降低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度。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提高我国预算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