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关系本位”形成了特殊信任,现代化带来的频繁流动降低了人们对关系的依存度,居民的人际信任可能发生变化。社会流动一方面减弱了人们对原有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扩展了社会交往的时空情境,这会对人际信任产生哪些具体影响呢?研究利用CGSS2015的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作为测量人际信任水平的因变量,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了职业、教育、户籍三个不同维度的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居民的特殊信任水平高于普遍信任水平,居民对亲戚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与自己有地缘、业缘、趣缘关系的群体,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最低,信任对象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不同的控制变量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别、年龄、民族、户口对特殊信任影响显著。宗教信仰、收入、婚姻状况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显著,居住区域,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对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都存在显著影响。社会流动对居民的人际信任的影响主要以向上社会流动为主,向下社会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户籍向上流动对个体的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都有积极影响。职业和教育的向上流动会降低个体的普遍信任,但对特殊信任均无显著影响;发生两种或三种层面向上流动的个体比仅发生一个层面向上流动的个体特殊信任水平更高,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差异。当前居民的信任对象“差序格局”特征明显,特殊信任模式依旧占据主流。这是传统信任文化在压缩现代化社会中的一种呈现,也是流动社会中个体无法在陌生环境下重建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性选择。社会结构的开放和封闭造成了不同维度的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教育和职业领域的隐形藩篱不利于向上流动者提升普遍信任水平,日渐松动的户籍制度却帮助向上流动者获得了更高水平的人际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