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我国发生众多触目惊心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由此引发环境污染连锁反应，最明显的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环境风险升级。究其根源，在于污染企业逐一己之利，置环境污染于不顾，忽视甚至无视环境风险信息的发布，避免政府的监管和公众的监督；政府由于环境执法意识、部门利益、环境信息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致其环境监管不到位；公众由于环境信息匮乏、环境监督渠道不畅通等因素的局限未能有效监督企业污染环境的活动。从三主体的分析可知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环境风险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环境信息公开匮乏，环境风险沟通机制尚未形成。在环境风险沟通机制形成的每一环节，政府、企业、公众和媒体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均不离对应当公开的环境风险信息的解读。各主体以环境风险信息这条主线为导向，形成内在制衡，实现环境风险最小化的最终目的。目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分散，尚未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已制定立法的规制对象单一，相关主体对降低环境风险的沟通理念尚未体现于立法中。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制定实施了《紧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和《有毒物质排放清单》，经过实践的发展和立法的完善，最终形成了处理环境污染事件的TRI制度，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在环境风险沟通中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降低了环境风险。于此，我们可以此为鉴，结合我国法治环境和环境污染事件特性，立足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主体，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三主体在环境风险沟通中的良性互动，达成最大程度降低风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