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产业,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这一目标的根本手段;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器,任何产业形式,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与集群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的提升自然成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必要保障。高技术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联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均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发展理论指出,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非常有效,自身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能有效引导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还能合理的调节产业结构及规模,促进专业化分工。良好的金融体系的标准之一便是尽可能高的金融运行效率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在开放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现代产业集聚演进的典型事实表明,相较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一个能有效分配金融资源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产业的区域化集聚更为重要。金融部门在资金融通活动中所显示的有效功能即金融效率,是发挥金融市场联结功能的重要标志。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通过对古典产业区位论、新古典产业集聚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集群理论、“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金融效率诸多观点的综合分析,选择了五个反映金融效率不同类型的指标,分别是银行资金配置效率、证券市场融资效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金融资源分配效率、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并归纳提炼出了本文金融效率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两个方面、六条路径”的作用机理;再选择高技术产业代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区位熵指数(LQ)和产业空间集聚指数(EG)对该产业集聚状况进行测度,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进一步结合理论建立数量模型,将五个类型的金融效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一并纳入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检验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与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研究的针对性,本文选择高技术产业的代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区位熵(LQ)指数和空间集聚指数(EG)两种方式对1997~2011年中国30个省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测度,结果发现,无论是LQ指数呈现的“双驼峰”走势,还是EG指数呈现的“倒U型”走势,都说明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这15年间集聚程度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进一步的,本文发现2004年以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几乎完全集聚在广东省;2004年后,广东省该产业出现了分散现象,并且向东部沿海江苏、浙江、上海三地转移,使得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略有上升,而其余地区依旧没有得到产业转移带来的利益。这一结果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西部许多地方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设立的许多经济技术开发区可能仅是同质化恶性竞争的结果,浪费大量资源却未能获得实效。实证分析发现,不同金融效率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银行资金配置效率、证券市场融资效率、金融资源分配效率三个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资金配置效率、证券市场融资效率、金融资源分配效率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储蓄投资转化率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其抑制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增量资本产出率的估计结果为负,且非常小,并不显著,说明增量资本产出率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为增进金融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相应的对策建议如下:(1)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控制虚拟经济过度泡沫化,着力引导社会资金真正投向高技术产业,推动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2)优化金融结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体系,推动金融业面向市场化的改革,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结合本地实际适度规模发展制造业,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4)坚定推行实体产业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