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改革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中的热点话题,而在刑事司法领域,公益诉讼是以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改革形式。相比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改革,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改革的起步较晚,是公益诉讼改革中的短板之处。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实践中,不少实务人员对于如何适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相关程序比较茫然,是刑事诉讼规则迎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主动作出调整;还是实践顺从规则,贴近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极具研究的价值。本文借助访谈、案例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在梳理重点程序性问题的基础上,由果溯因式的分析不同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建立我国特色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概述。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需要与公诉案件同时提起,即“边刑边民”模式,同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应当如此。不过,以《公益诉讼规范》和《公益诉讼解释》的颁布为时间节点,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情况分为三部分,并结合“裁判文书网”和C市三级法院的裁判文书,发现在实践中,主要存在合并提起、另案提起以及分别提起三种模式。其中,合并提起和另案提起两种模式存在着“合法性”或“合理性”的不足,而分别提起模式因各地检察院的认知差异,难免会出现选择性适用的情况。值得说明的是,提起模式直接影响到赔偿的依据,导致赔偿数额出现悬殊的差别。不过,提起模式只是比较直观的问题,考虑到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新生事物,其与附带民事诉讼规定还存在着很多相抵牾的地方,这些都需要及时的加以调整。第二部分是对管辖问题的分析。在管辖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比较混乱,类似的案件既可能由基层法院管辖,也可能由中级法院管辖;地域管辖欠缺妥当性,尽管“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原则化解了管辖权的竞合问题,但受理的法院未必有条件审理该类案件。究其原因,是由于刑事级别管辖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文本以及实践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级别管辖基本上按照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规定。另外,在绩效考评机制的影响下,导致部分法院利用“最先受理的法院”和并案管辖的规定,争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权。而改革的建议是调整审判管辖的组成部分,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应当提高移送管辖适用比例,扩充指定管辖的适用范围。此外,还需要增设管辖权异议制度。第三部分是对司法鉴定问题的分析。在司法鉴定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鉴定意见的采信率畸高,几乎是全盘吸收,而在该类案件中,鉴定意见又是认定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这也提高了有罪裁判率。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是因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鉴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法官如同“门外汉”,难以对鉴定意见展开实质性审查。而检察人员为避免因鉴定意见被推翻,导致给指控带来了不利影响,以及因败诉需要支付高额的鉴定费用,并不愿意让鉴定人员和专家辅助人出庭,甚至设置障碍。其完善的对策是吸纳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庭审活动,为实现此目的,需要从“正”与“反”两个向度消除检察官的阻碍。另外,有鉴于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的费用过高,是庭审活动中的“奢侈品”,可以通过建立公益诉讼“专家库”和吸纳成为陪审员的方式减少费用。第四部分是对诉前程序问题的分析。在诉前程序上,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诉前公告作为起诉的前置条件。这是由于受限权、诉讼经济理念的影响,检察院更加倾向于督促适格主体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从限权理念的前提、效果以及诉讼经济理念的过程、结果来看,这两项理念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均不能成立,应当予以取消。第五部分是对直接损失问题的分析。在损失赔偿上,突破了附带民事诉讼中直接损失的规定,间接损失、惩罚性赔偿也纳入赔偿范围,而且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人时,还可以与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或者调解。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损失的具体情况比较模糊,如果按照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可能出现免于赔偿或者赔偿数额较小的现象,进而对是否构罪带来影响,这也是检察人员与被告人和解或者调解的关键原因。另外,为严惩消费类公益诉讼,检察院引入了惩罚性赔偿的做法。为此,应当推动损失赔偿的体系化和规则化。此外,也就检察院的中立地位、“利益最大化”原则加以回应,证成检察人员与被告人进行刑事和解或者调解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