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指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制度创新,使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社会总福利得到不断提高。但是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机器设备的运转和人类活动的变迁,往往会产生化石能源的消耗,从而造成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之初到党的十八召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在国际上的综合国力也不断提高,但是与此同时,雾霾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空气质量指数常常“爆表”,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能耗”的沉重代价,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召开党的十八之后,政府把生态环境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强调环境改善是未来发展的重点,甚至把改善环境与经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因此在近几年,中国的生态环境取得了明显改善,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速却在不断下降,如果把改革开放至今分为两阶段,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作为分界点,在党的十八之前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生态环境确恶化了,而在党的十八召开之后,生态环境取得了明显改善,经济增速却降低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似乎是跷跷板的两端,政策制定时很容易顾此失彼。进入到21世纪以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如何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各种不确定性和外生冲击之中,而大气污染与环境质量的演变也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以减排为目的的环境政策也对经济个体在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生态环境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环境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就显得极为迫切。有鉴于此,本文从货币政策和环境政策搭配的视角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这对正处在工业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为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已有各类文献从经济波动的视角来研究环境问题。以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为雏形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nal Equilibrium,DSGE）理论已成为当前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而新凯恩斯主义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从而能更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效果的相关事实。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嵌入环境因素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以研究环境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时对经济波动以及环境质量的动态影响。其中,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内外文献货币政策和环境政策选取情况的综合考量,本文将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利率型货币政策^（1）,将环境政策分为碳排放上限政策、碳排放强度政策和碳排放税政策^（2）,两种货币政策和三种环境政策正好形成6种政策组合^（3）。对于本文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因为影响稳态的参数,国内外文献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取值,因此对于影响模型稳态的参数,本文采用校准方法来给参数赋值,对于影响模型动态的参数则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根据相关现实数据的可靠度和可得性,本文选用中国总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率这三种常用数据,并通过贝叶斯计量方法对模型的重要参数进行估计赋值。关于本文的实证分析内容,本文首先分析了环境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下模型变量对各种外生冲击的响应路径,来比较相关环境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时中国各宏观经济变量偏离稳态的程度;而后根据matlab软件中dynare安装包运行计算之后输出的贝叶斯因子,从实证拟合的角度探讨最接近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货币政策与环境政策组合,最后通过对模型中结构方程的二阶近似求解得到六种货币政策和环境政策搭配的社会福利水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比较不同政策组合在兼顾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这一政策目标上的表现。研究发现:（一）以碳排放强度为主的环境政策使得模型变量对生产技术冲击较敏感,技术创新使得产出上升,由于在碳排放强度政策下,碳排放与产出成正比,因此碳排放总量也成等比例上升,引起较强的经济波动。（二）在企业碳排放量较大,空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妨一方面采取降低碳排放总量的环境政策,另一方面按利率型货币政策规则调整利率,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三）环境技术冲击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政府鼓励环境技术的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宏观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四）碳税政策无论与利率型货币政策还是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政策搭配都能达到更好地福利增进,应当成为政府未来制定环境政策时的重要备选考量。长期来看,若想达到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增进,政府应该把以碳排放税为主的环境政策工具与以利率规则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