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的诗学文献，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悲剧和史诗。亚里士多德把所有的学科分类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性科学，诗学属于其中的第三类。因此亚里士多德《诗学》着重于诗的创制，是对怎样创作悲剧和史诗的一种技术性论述。而技术（techne）一词，在古希腊时代同时有认知的含义，技术在作为一切工艺、技艺、艺术活动的总称的同时，又是一种解蔽的方式。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又是一部关于真理的著作。因而可以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视角上，在对形式和质料、个体和普遍、现实和潜能等哲学概念的理解上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被后人分为二十六章，又可分为三个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前五章，可以看作序论；第二部分以对悲剧的定义的提出为标志，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主要讨论悲剧，在这一部分中，对悲剧情节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第三部分是从第二十三章到文本的最后，讨论的对象为史诗，也包括了史诗和悲剧的比较。在其《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包括悲剧和史诗在内的艺术都是摹仿，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同柏拉图一样把诗看成摹仿，却并没有因此像他的老师那样贬低诗的地位，认为它和真理隔着两层，而是据此为诗辩护，指出诗能表现共相，揭示现实的规律。诗的产生基于人的摹仿和认识的天性。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以严肃的人类行动为对象和方式的摹仿，悲剧摹仿的行动应该是完整的且有一定长度的，以引出人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感和卡塔西斯（katharsis）为目的的。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一、这里的恐惧和怜悯的情感不只是一种在观看悲惨事件时产生的害怕和同情的感情，而且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情感。二、亚里士多德把悲剧理解为一种合目的性的有机整体，在此意义上，他指出包括悲剧在内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学性的艺术，因为它比历史更能表现普遍性和现实性。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共有情节、性格、思想、语言、合唱以及戏景六种成分。情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悲剧的六成分中，情节和性格的关系就是一种形式和质料式的关系。因为悲剧乃是一种对行动的摹仿，而情节就是被摹仿的行动。所以情节就担负了引出本真的恐惧和怜悯之情和卡塔西斯的任务。情节又有突转、发现和苦难三种成分，其中的前两者较为重要，如果一出悲剧的情节中有了突转和发现的成分，那么它就属于复杂悲剧，这种悲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优于简单的悲剧的，因为它更能够表现现实的辩证运动整体，达到解蔽的作用。最好的突转和发现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同一的，因为这是一种对正反合式的解蔽运动的摹仿，而这种有目的在自身之中、依靠内在的动因实现自身的活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体（ousia）。亚里士多德以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突转和发现为例，在此剧中，突转和发现都是一种俄狄浦斯对自己身世的解蔽，在这种解蔽中，俄狄浦斯的命运实现了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才是一部解蔽之作。亚里士多德随后又暗示这种解蔽是同人的生存相关联的：在关于悲剧应使用的素材的讨论中，他提出悲剧不应该描写纯粹的好人或坏人，而应描写有错误（hamartia）的人的遭遇，而这种从词源学上讲是错失之义的hamartia，表达了一种人与其本质的无可避免的偏差，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无本质的自为存在。hamartia实际是作为主体的人向世界的开敞，是构成人与世界关系的罅隙；亚里士多德又指出最好的悲剧都是取材于俄狄浦斯、提厄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和阿尔克迈翁等几个血亲相杀的家族的故事，以彰显这种罅隙中渗入的命运的必然性，通过对这种有罅隙的“主体——命运”的结构的显示，来唤起存在论意义上的恐惧和怜悯之感情。综合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悲剧的情节的最佳安排是这样的：以有罅隙的存在为描述主体，以最能显现命运之强力的亲族间的相杀为素材；是一出复杂悲剧，其中的突转和发现是同时发生的；以单线的情节表现人物从顺境转入逆境，具有悲惨的结局。这样的情节安排能产生最好的悲剧效果，因而也能最好的实现悲剧的目的：卡塔西斯。据此，卡塔西斯就可以理解为通过对人的本真情感的引出，而达到的对人之生存的解蔽。在《诗学》的最后四章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史诗论述重复了之前的一些结论。史诗和悲剧一样，也是一有机体，需要有整一性和合目的性，并因其对共相的显现而高于历史。最后，亚里士多德比较了悲剧和史诗，他认为悲剧比史诗具有更多的成分，整一性更强，而且能更好地实现艺术的功效卡塔西斯，因此，悲剧高于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