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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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股灾期间,我国政府使用了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救市,其中较为特别的是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即国家队直接在股票市场中买卖股票。自此以后,国家队成为了二级市场中的一员常客。但是政府的交易者身份引起了市场的担忧,即政府是否能同时兼任裁判与运动员身份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干预规模是否可控的问题招致了投资者的忧虑。本文使用国家队持股比例作为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的代理变量,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证明了政府直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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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股灾期间,我国政府使用了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救市,其中较为特别的是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即国家队直接在股票市场中买卖股票。自此以后,国家队成为了二级市场中的一员常客。但是政府的交易者身份引起了市场的担忧,即政府是否能同时兼任裁判与运动员身份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干预规模是否可控的问题招致了投资者的忧虑。本文使用国家队持股比例作为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的代理变量,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证明了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能够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且通过依次检验法证明了国家队是通过提供流动性、改变股价信息结构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以及通过样本分组回归证明了投资者情绪悲观时,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果更强。政府直接干预股票市场的任务是维护股票市场稳定,提高股票市场发展水平,落实到具体的目标即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与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国家队发挥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却带来了损害市场质量的代价,即降低了股价信息含量,使得股票市场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本文认为国家队应该在权衡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与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两个目标的收益与成本以后进行适度的干预才能最大化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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