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团伙化特征显著、犯罪链条长、各环节相对独立,呈明显职业化的趋势,针对上述特点,传统刑事侦查措施越发显得力不从心,采取技术措施侦破的毒品案件占比不断提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惩治犯罪的需要,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明确,针对特定类型的刑事案件,经过审批后可以进行技术侦查,技术侦查得以名正言顺地浮出水面。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措施的主要手段,已被广泛应用于毒品犯罪的侦查工作中。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规定,但相关法条的表述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此外,由于监听手段通常涉及侦查秘密,侦查机关出于保守侦查秘密考虑,所移交的证据材料并不完整。现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侦查犯罪与人权保护之间矛盾的宏观层面,对如何立足法庭审判来审查、判断监听证据材料却罕有研究涉及。笔者在研究域外立法可取之处的基础上,对如何在审判阶段完善审查、认定监听手段获取的证据进行了研究,并立足审判实际,通过对审判案例的分析,力争在现有法律规定范围内对监听侦查手段的适用范围、审批权限问题以及监听手段所获取材料的证据能力审查等方面提出独立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