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不仅导致了传统传播理论的失效,在解决复杂海量的数据问题上传统的研究方法也逐渐劳而无功。在此知识革新的推动下,传播学以疾速向各学科交融,分支学科全面发轫。其中,与计算机科学、热力学、信息科学等自然科学进行对话,使得新的计算手段逐渐被传播学界熟知和认可。而这既是机遇也是危机所在。“计算”思维在传播学领域的广泛推崇带来了技术理性的日益凸显,不仅导致了传播学理论脉络的混乱,还掀起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浮躁热潮,传播学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计算”思维提供了新的契机,却又偏狭地制约着学科想象。回溯历史,“计算”思维的发酵式运用,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唯科学主义的复现。所谓的创新热潮其实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学术更迭,一味对其褒贬都过于狭隘,应该保留一种敬畏的态度,回归哲学根源来审视和反思这些困扰,不要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现象学作为一门科学哲学,它强调剔除一切外部的设定,回到事物纯粹的本质。它作为哲学思潮解放了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对立关系之间的窘况,同样也能使“计算”思维祛魅,直观传播学本质,并弥合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困境。自传播学诞生以来,有关于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纷争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延续。而传播学起源的实证思想即是沿袭于由西方哲学史上经验主义而导出的科学主义。本文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溯源“计算”思维,将其带回哲学内涵的蜕变关系之中;再通过先验还原和现象学描述的方法,探寻其中技术理性的本质,并回顾历史演进中的相似困境提出“计算”思维在传播学进路中的两点思考:从技术迷雾中解蔽传播学本体性内容,化解技术理性与人文思辨间的非理性冲突。这一尝试也重构了当代传播学的本质认知和功能认知,同时为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