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和长江上游,因地理区位、民族分布,政治、经济条件,尤其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移民活动等因素影响,使四川区域文化受到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江浙地区文化影响较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北杂糅、新旧叠沓”的区域文化特征,综合文化的杂糅性同样影响着古代建筑营造,因此,为了揭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本研究跳出单一时代和典型建筑案例范畴限制,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获取古蜀道沿线元明殿堂建筑案例资料,以“建筑样式之演变”为根本着眼点,以“杂”回溯古蜀道沿线三省做法与文化中心区做法的关联性,以“糅”追踪多源技术在古蜀道沿线三省的本土化过程,研判古蜀道四川段与陕西段、甘肃段在“杂”、“糅”两个方面的异同,进而论证古蜀道四川段元明殿堂建筑特有的杂糅特征。具体来讲,是将建筑营造按照构架（宏观）、构造（中观）、构件（微观）三大层次拆解,并分别选取“纵横构架”、“铺作承檐方式”、“梁栿构造”、“斜栱铺作构造”、“昂尖”样式、“承椽构件样式”六个具体营造现象,通过将上述六个现象在古蜀道四川段元明各时期的不同表现与古蜀道陕西段、甘肃段进行类型对比后发现,四川段做法在技术关联性上不仅与南方、北方中心区地方做法高度关联,并深受官式大式建筑技术与民间小式建筑技术的影响,这些外来技术进入四川之后并非简单的“共存”状态,而是会经历一个取舍、重组或衍生新的形态的过程,且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变化的剧烈程度也有所不同,朝代更迭往往会带来做法的突变,受民间因素影响的技法则会经历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相比之下,古蜀道陕甘两省元明建筑与南方技术关联较少,对民居技术的吸收也相当有限,建筑营造的前后延续性强,属于中原体系下的一个分支。“杂糅”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征,因此需要从传播的源头、传播的途径以及本土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去解释杂糅特征形成原因,首先从技术来源上看,元明两代文化中心区技术更迭迅速对非中心区地区影响较大,而南方地区活跃的穿斗式技术带来了反哺四川段沿线殿堂建筑营造技艺的可能;其次,在传播途径上讲,南北各方移民形成四川地区包罗万象的移民社会,带来风格迥异的原住地做法;最后,由于四川潮湿多雨的自然气候特征,使得北方干燥少雨地区的大木技术在进入四川后,进入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促使原生技术的多样化衍生,在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四川地区元明建筑的杂糅特征得以形成。以古蜀道为背景研究四川段建筑营造的杂糅现象,不仅是对我国西南地区古代建筑技艺谱系特征相关研究的一次崭新尝试,更有助于还原和展示古蜀道乃至古代四川地区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