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公文理论,是明人围绕公文这个主体的外在体制、内在构思、社会功用等方面形成的系列认知,它包括明人已经成熟的公文认识,明代对前代理论的推进,以及公文实践中呈现的理论自觉。对明代的公文理论进行研究,首先要从公文的实践领域切入。时代发展到明代,公文领域中呈现出了某些新特征,这些特征与明代公文理论中的新概念、新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对这些新特征的把握可以为明代公文理论的研究提供突破口。明代公文领域中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明人对历代公文大家进行的有意识梳理,并将贾谊、董仲舒、刘向、匡衡、陆贽、韩愈、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列作典范,其中对汉代的贾谊和唐代的陆贽尤为推崇,在论赞明代名公奏议时,往往以比作贾谊、陆贽为美誉。贾谊公文“恺而切”,陆贽公文“婉而庄”,两人的公文特征并不相同,但却可以统一归结为“识时务”而“本于仁义”的共同特点。明人所追求的公文其实是仁义、事理与技法的融合。我们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相互观照,可以提炼出明代公文理论的关键词:“体”、“法”、“经济”、“道”,它们分别代表着明人对待公文的不同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公文的文体理论、文法理论、功用理论三大版块。若从整体上来把握,明代的公文理论呈现了微观化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在文体理论和文法理论版块,研究的方式极为细腻,同时又对公文的本质属性予以特别观照,突显了公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属性。为整体上把握明代公文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对其进行了分期,在综合参看了明代社会思潮演变,以及文学理论和八股文理论分期的基础上,我们将明代公文理论划成三个时期:洪武至天顺(1368—1464)为政教论时期,成化至隆庆(1465—1572)为本体论时期,万历至崇祯(1573—1644)为新变与完善期。第一个时期的公文理论受理学的影响,注重大而宏观的研究视野,整体上讲究宗经明道,但在内部已经蕴含着向本体论转化的趋势。第二个时期主要受心学影响,公文的辨体理论、语体理论,文法理论是这个时期发展最迅速的部分,这些理论集中关注于公文本体要素,呈现微观的研究视野,代表着明代公文理论的发展进入本体论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理论发展的综合期和深化期,文体理论、文法理论在前期的基础上更在细化,且已呈现出一定的总结色彩,而在功用理论方面,公文经世致用的功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时代特色。按照现代学者对“文体” 一词的辨析,明代公文的文体理论研究实质上可以分成公文的辨体理论、语体理论、风格理论三个层次。公文辨体理论是明人围绕公文体裁的辨析所形成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公文文种与非公文文种的区分,公文的文体特征逐步走向清晰,二是在公文内部进行的文种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所呈现的理论诉求。这个过程中,公文文体的特征得到不断突显,整体呈现出一种体类兼顾、博约而返的研究趋势,对公文文种“源出于经”与“源出于史”的探究很有启发意义。公文的语体理论是明人基于公文体裁而进行的语体选择,与公文体裁的匹配是语体选择的基本准则。明人围绕着对公文“冗”、“艰”、“华”、“空”、“浮”之弊的打压,呈现出了对“简明”、“质朴”、“务实”语体的追求,并使之与文学语体划清界限。明代公文风格论,则是明人基于前代的理论基础,围绕公文风格所形成的系列认知,这部分理论通过认知的深化可以呈现出两个层面:一是明人对公文风格影响因素的探寻,二是对常用公文风格认知的形成。其中,公文风格整体上受到体裁、时代、创作者个性三个因素的影响。文法理论是围绕公文之“法”所展开的理论研究,“法”若从字面上理解,多指具象的文章法则,但是明代公文理论中的“法”蕴含三个层次,它包括了公文写作前的充养法则,公文写作中对“理”、“辞”、“意”、“法”等概念关系的处理法则,以及具体的撰文法则。在前代的基础上,明代的公文理论形成了“积识”与“养气”的充养法则,“积识”指学识的积累,“养气”则是将学识融会消化的抽象过程,两者共同强调了前期积累的重要性。而在文法的第二个层面上,形成了“理”“辞”并重,“意”“法”相融的处理法则,在第三个层次中则是对具体的结构法、修辞格、常用写作方式的具体展现。三个层次由抽象走向具象,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明代公文的功用论,是明人围绕公文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发挥,所形成的系列认知。公文的功能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公文的本职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功用;二是公文的辅助功能,主要表现为“明道”的功用。尤其是在“经济”功用的呈现上,明代通过大规模的公文汇编,利用公文经世致用的属性来承载文章报国的诉求,具有积极意义。总体而言,明代的公文理论已经呈现出了向现代理论过渡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文种功能分化的诉求,语言系统的简洁化,结构程式的明晰化,对公文功用性能的重视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局限性,应采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予以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