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中国传统的家族制不利于经济组织的形成。著名学者冯友兰也表示了与韦伯相似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那么家族主义必然寿终正寝。中国今日的经济格局,的确从直观上对以上命题提出质疑,但是理论上的探讨还需深入。家族主义是华人传统文化最核心的表现,其实在国内外学者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已将文化作为了核心因素。彼得·伯格(1993)指出,韦伯认为亚洲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远不合宜于现代化这一论断现在看来的确是错误的。萧新煌(1993)在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后指出,文化的确是一个背景,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背景,因为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媒介物,而是一个真正的、能动的契机。但彼得·伯格(1993)和萧新煌(1993)同时又指出,如果将文化看作是静止的、唯一主要的变项,那是绝对错误的。所以,如果后来的学者只停留在指出韦伯论断的错误也是不够的,因为韦伯提出的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现实证明文化在华人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作用,那么工作的重点就应该致力于研究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机制:传统是如何影响现代性的?现代性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传统的?两者之间到底是调和还是错乱?此论文正是依照此逻辑开展的。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体现在传统并不阻碍现代化,传统是可以和现代化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有利于现代化发展。　　 作为家族与企业的契合体,家族企业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组织的交集,而且也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的企业。文章通过分析在家族意图的影响下,家族企业主如何理性地选择治理模式来同时实现家族意图和企业绩效,从而来论证家族企业并不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形态,中国家族主义也不是企业现代化的绊脚石。目前中国大部分家族企业正处于向现代家族企业过渡的过程之中,而这个演变的过程之中必然充满了原有的家族观念、制度安排、企业文化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家族企业的演化过程正是新旧制度不断博弈的过程。家族企业主会在一定的工具理性基础上对内部人实现契约治理以防止不对称利他主义的问题,也会通过关系治理对外部人进行泛家族化,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绩效。但是在这同时,家族企业还是无法回避对内部人基于亲缘血缘为基础的关系治理的偏好,即使当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无法为提高企业绩效发挥正面作用,甚至已经带来显著的负向作用。　　 在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其独特的治理模式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也开展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散落,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框架。基于此作者试图建立一个,从家族意图到治理模式再到战略绩效的,以家族企业家视角为出发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型。文章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对家族意图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本土化的探讨研究,研究结果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所提出的假设。论文所提出的拟解决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研究,并体现了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研究论证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化并存的可能,家族企业家通过对家族内外成员合理地治理,从而使家族企业成为了同时实现家族意图和经济利益的理性组织。其次,通过结合国外学者在提出家族意图时的定义和本土学者在家族主义中意图层面的测量方法,文章对家族意图变量测量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进,使其与中国本土元素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再次,文章论证了通过对外部人进行泛家族化关系治理以及对内部人实施契约治理,对于提高企业绩效是有一定显著作用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探讨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共存对企业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第二阶段的实证研究中进行了治理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作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类型代理人之间也形成了治理模式的交叉替代关系,这也是对目前该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和今后拟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