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善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治理否认在公共治理体制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在上下互动的过程,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治理和善治理论从更高的层面上强调了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为我国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契机。西方政治参与思想的发展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参与的观点为分析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和探索参与的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制得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得到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村民群众依法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相应地,当前农民政治参与也包括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活动。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主体性明显增强,参与渠道不断拓展。但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政治文化和制度设计从不同层面或推动或阻碍着现阶段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进程。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意义重大。营造农民政治参与的良好外部环境需要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完善与创新乡村各项民主制度。鉴于当前村民自治正从早先的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面推进,在此,我主要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乡村公共过程角度探索我国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美国学者谢尔·阿恩斯坦公民参与阶梯理论和托马斯界定公民参与程度的两个标准为探索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有效形式指明了方向。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我国农村实际,参与形式包括关键公众接触、听证、公民创制和复决、公私合作生产、公民论坛和乡村协会等。在此基础上,我以乡村公共政策为中心,以自治组织为依托,试图构建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治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