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在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义务的,税务机关可以核定其应纳税额。在认定纳税人的交易行为是否产生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主要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待纳税人之间的经济交易行为,而不局限于交易行为表面的法律形式。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形式上虽然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在后果上,如果这种民事行为对国家的财政利益造成了明显损害,税务机关有权力依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稽查。与“德发案”类似,“建伟案”中最高法的判决也明确了税务机关可以基于“实质课税”和“量能课税”的原则,对于同一法律行为做出不同于民法的定性,但最高法在判决文书中对于税务机关应当如何行使这一权力,以及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对税务机关做出的事实认定进行审查却给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判决在尊重税务机关税收核定权的同时,却也破坏了原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安定性,事实上侵犯了纳税人的私有财产权益,司法裁判作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对于相关法律事实进行终局性的认定,从而发挥司法审查的真正作用。否则,具有天然扩张属性的行政权力,将导致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保障国家税收利益产生冲突。对于这一冲突,其核心争议在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问题。“实质课税原则”本身作为一项税法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税法理论及实务界的广泛认可,这一原则是一种更加能够反映经济实质的征税方式,理论上更加具有合理性。但是,为便于税收征管并防止权力滥用、保护公民的财产权益,该原则的适用通常应具有相关的法律基础,但在我国“实质课税原则”的立法及司法层面,均没有对其如何适用进行规制,这就会导致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而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在“建伟案”最高法的判决中,一方面肯定了税务机关拥有对民事法律行为重新定性的权力,另一方面对税务机关调整的权力做出了限制。虽然是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但是也可以看到最高法在面对税务机关应用“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收核定时,希望能够将适用标准及权力边界进行明确。本文也正是希望通过对“建伟案”的分析,对税务行政机关援引“实质课税”原则对民商事法律关系进行定性的适用规则以及司法裁判过程中审判机关对税务行政机关援引“实质课税原则”的司法审查应当采取怎样的证明标准进行探讨,希望能寻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路径。